放眼世界探寻屈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侧记

“宜昌作为屈原故里，打造屈原文化的‘一标三地’意义重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说，“权威阐释地”，能帮助宜昌汇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力量，形成学术研究高地；“标准制定地”，能帮助宜昌更好地把文化符号转变成社会经济活动；“活动聚集推广地”，能促进宜昌主动承担起跟文化研究相关的核心活动，把鲜明的城市形象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

如何建设“一标三地”？宜昌市迈出了重要一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建屈原文化研究院。签署共建协议以来，双方就屈原文化学术研究、屈原文化传承与学术传播等核心问题进行多次探讨和交流，拟定了未来几年合作研究的方式。

此次论坛上，宣布了屈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单、屈原文化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名单，成立了屈原文化研究院三峡大学分院、秭归分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法制文化研究中心，并进行授牌。

“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合作开了一个好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饶望京说，下一步将把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与当代文化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深化和拓展屈原文化研究，推动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建文明与文化的新形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重新认识屈原回应时代召唤

论坛期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刘跃进，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围绕大会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与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分组交流，在重新认识屈原的基础上，探寻屈原文化的价值，以及屈原精神与当今时代的连接点。

“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追求美政的坚定信仰、九死不悔的底线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和文化建构”；

“屈原赋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之一，屈原是两千年来中国诗人用以理解自身的文化记忆。屈原的内在气质与人格力量，特别是其殉道精神，有补于儒道文化之不足，增加了古典思想的硬度，垂范于后世”……

“屈原及其文化，早已贯穿在历史的每时每刻，融会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民族精神血脉中最基础、最深沉的组成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安德明认为，对于屈原文化在当下的活态传承及其所兼具的世界文化交流与比较意义的讨论，以及立体、综合的屈原文化面貌的研究，还有诸多值得拓展或提升的空间。面对新的时代召唤，我们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甚至重新思考和展开学科规划，围绕重大学术问题，组织多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朝着屈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努力。

宜昌市也将认真学习吸纳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积极推进屈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阐释、文化传承、精品创作、交流传播、价值转化等六大工程建设，为屈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宜昌贡献。（全媒记者杨婧）

现场花絮

美国学者柯马丁：用“文化记忆”解读屈原

8月1日下午，在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闭幕式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柯马丁（Kern Martin）以屈原和《离骚》为例，在线上作了《“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的主旨演讲。

柯马丁表示，“文化记忆”对理解屈原和《离骚》这一早期中国伟大诗作的文化内涵颇具意义。屈原不只是以一个原型诗人的形象被纪念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民本思想和爱国情怀，维系了无数中国人的理想和志向。

柯马丁认为，作为一种以多种文体类型存在的文献组合，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如《离骚》应该是一套更宽广的“屈原话语”的一部，这套话语存在于散文、诗歌等多种文本之中。这一分散式的“屈原史诗”有如关于屈原鲜明个性的一组文集，这些性格特征构成一个类似神话般的屈原形象,寄寓着汉代文人怀旧的理想与处于转型时期的抱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认为，作为汉学家最早使用“文化记忆”理论的学者，柯马丁系统地用“文化记忆”理论诠释屈原，“他把屈原不仅仅看成一个个体，屈原背后是一个诗人群体，他们是楚文化的象征，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

据了解，柯马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研究讲座教授、美国东方学会副主席、美国哲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历史、思想史等领域。徐建委表示，作为研究汉文学的西方学者，柯马丁对于屈原文化的相关论述意义重大，有利于推动屈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让全世界的学者更深入地知晓屈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记者郑延）

分组交流

一腔赤诚的爱国情怀

“他把橘的形象当成人的精神范式进行塑造和歌颂”“南北文化的合流和交融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屈原及其《楚辞》”……虽然隔着屏幕，但线上专家学者的讨论却异常热烈。

“屈原的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南方地域文化色彩。”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华说，从南北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屈原“独立不迁”的南土情怀演化为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他对楚国最基本的态度和情感。王德华表示，屈原既是诗人也是哲人，他以“后皇嘉树”“受命不迁”的南土情怀独行于南楚，对中原儒家政治文化的吸纳与反思，取舍之间反映出了屈原立足南楚，融合南北文化的气度。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峰屹以《王逸的“楚辞”思想》为题做交流发言。他认为，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揭示了《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家湘在发言中分享了参加屈原庙活动的经历。他说，根据记载，全国各地共有屈原庙等纪念遗址60多处，集中分布于洞庭湖、鄱阳湖流域，这些都是屈原生前的主要活动范围。他说，在屈原的身上呈现出了严守底线、永不叛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亮剑精神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牺牲精神，各地设立庙祀，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屈原精神。

“橘的品格就是屈原的品格，橘的形象就是诗人的精神范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赵敏俐从《橘颂》的解读说起，分析了屈原的独立精神和个人品格。在赵敏俐看来，对于屈原的评价，决不能仅限于爱国两字，充分认识屈原独立的品格与精神范式，是认识和评价屈原的根本所在。他说，屈原既坚持了完美的社会理想，又坚持了高尚的个人品格，最终为了践履自己的理想而献出生命，这就是屈原不朽的原因，永远沾溉后世的伟大力量。（记者熊东华、通讯员邹雅婷）

一部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

8月1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讨论，观点新颖，见解深刻。

“《楚辞·招魂》提到雷渊，《离骚》《远游》抒情主人公的神游，都能有雷神伴随的情节……那么，楚文化系统中的雷神有何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炳海的《论先秦楚辞及对雷神的书写》，主要从雷渊与蒲昌海、雷泽与雷渊、雷神所处地域的两级分立等方面探讨了楚文化系统与文献记载的雷神有哪些异同。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熊良智、副教授邓稳的《阜阳汉简楚辞的时代与成书》围绕阜阳汉简“楚辞”的书写、阜阳汉简“楚辞”的源流以及《楚辞》的收录与编排展开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大学副校长过常宝认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为一种诗体文学形态，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楚辞文体是宗教仪式、赋诗言志、个体抒情的综合性产物。《诗经》的抒情功能在春秋时期因赋诗、引诗、教诗活动而中断，却被楚辞继承下来，并赋予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影响了汉代的抒情方式，是中国抒情文学最为直接的源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吴洋的《汉碑中的“楚辞”体文学》立足于汉代碑刻中保留有大量“楚辞”体韵文的角度，他表示通过对这些韵文的具体分析，有利于展现《楚辞》这一文学形式在汉代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屈原与杜甫，骚雅与诗史在元代上层与下层文人话语叙事中的流行实质上塑造着中国文学经典话语的典范。”西南民族大学讲师王猛带来的《“骚雅”与诗史——元代杜诗学中的经典叙》中说到，杜诗“诗史”说自晚唐提出，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理论。元代文人常以杜诗“诗史”联系“骚雅”讨论文学创作、标准与价值。以杜诗比拟楚辞或诗三百，以“诗史”说的阐释讨论联系骚与雅来塑造新的文学风气。（记者宋潇潇）

一本流传千古的教科书

8月1日下午，专家学者围绕骚体汉镜铭文，《天问》创作背景、结构等内容，进行了精彩交流，对屈原文化赋予后世的深远影响给予高度评价。

“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以《楚骚传统与汉代骚体镜铭的创作》为题进行了现场交流。徐正英认为，通过对产生流布于西汉早期至东汉初年最具代表性的“昭明铭”“精白铭”“ 姚皎光铭”“君忘忘铭”的重新释读，可以发现，汉代对楚骚精神中“忠信”思想和“高洁品格”的称扬。骚体镜铭在创作方式上也承袭了楚骚的修辞手法及句式特征，并进行了适当改造，以便于理解和传播。

骚体镜铭的话题让专家们一下子活跃了起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树国以《从伍子胥图咏及吴国史迹论创作之若干问题》开展了交流。他认为，《天问》是屈原晚期被流放陵阳（今安徽省池州地区）的九年之间，见到春秋吴国神殿遗存壁画“呵而问天”的产物，从而很好解释了屈原“陵阳九年”楚辞创作空白的问题。

随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曹建国以《“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与屈原公均思想》为题进行了交流发言。他表示，古今关于“身矢鞫”“作革”的解说至为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天问》的结构，二是《天问》所述大禹事迹。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皆归身矢鞫”“后益作革”都和禹、益叙事相关，是屈原为伯益遭遇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反映了屈原的公均思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以《刘歆赋体观与其》为题进行了交流。程苏东认为，晚周政治的动荡不仅带来贵族《诗》学传统的崩坏与布表《诗》学的形成，还导致了赋的创作主体从“可以为列大夫”的贵族转变为失志贤人，赋的创作机制、文体功能等随之发生变化，成为士人托物言志的理想文体。《遂初赋》正是这种赋学观念的具体实践，并通过对叔向形象的重塑强化了全赋“贤人失志”的主题。（记者李鹏飞）

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

8月1日下午，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交流。

“屈原文化不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伟大的文学符号，也是优秀的政治文化符号。”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省屈原研究会理事赵辉认为，屈原的政治理念，是他之前政治理念的总结。他将政治放在历史和当时诸侯国争霸的现实语境中去“上下求索”，建构了“美政”政治理念。中国当今的政治理念，与屈原的政治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弘扬屈原的政治文化遗产，对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贾学鸿以《论先秦楚文献中的傅说书写》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表示，书写傅说故事的先秦文献，保存资料相对充分、认识角度比较全面的是楚国文献，说明傅说在楚文化圈被充分接受。楚文化包含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文化，尤其是精神层面、艺术层面、灵性层面的文化，契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传承发扬楚文化，意义重大。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姚圣良从屈原对华夏远古祖先的认同、屈原对华夏历史文明的认同、屈原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吸收传承、屈原对楚文化的创新发展及价值提升四个方面，与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探讨。他认为，屈原文化的时代价值，展示了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楚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清初遗民在乱世中经历着与屈原相似的身世经历与心路历程，在创作楚辞学著述时亦将一腔忠君爱国的义愤之情与对屈子的同情之心倾注于注释之中。”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高晨曦以《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的求新倾向简论》为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她认为，清初遗民楚辞注本注释不再单纯地从王逸的经学视角与朱子的理学视角对屈子情志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勇于挑战经典，融会了新的体例、新的观点，为后世学人解读屈赋提供了更多的灵感。（记者何冠英）

一个值得仰望的文化高度

8月1日下午，参加首届“屈原文化研究国际论坛”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徐兴无，湖北省屈原研究会顾问、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毛庆等专家学者围绕“屈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展开了热烈讨论。

徐兴无说，《楚辞》中的《九章·抽思》和《九叹·思古》出现了“三五”的古史念观，后人有“三王五伯”“三皇五帝”“五帝三王”等不同的解释。这些解说均源自汉代的古史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语境和解释意图。通过梳理，可见汉代古史观念的演进过程，也可见汉代楚辞学的经学立场。这些观念共同构成的思想史图景，也是经典的阐释场域。

毛庆认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主要在深层次而不在表层、在观念而不在形态、在心理情感而不在理论言辞，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三个层次：人格意识、忧患意识、民族意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情感层面，唯屈原独有。屈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之美、人格之美、理想政治之美，他的民本思想、对人民的爱，以及他刚直不阿、正言果行的品质，让屈原成为少数几位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代表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少华认为，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显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文学、艺术形式。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孙尚勇表示，屈原用生命写出的《离骚》，以在努力实现天赋使命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历史回望和理性思考为推动力量，将作者的个体生命与楚国政治相联结，将作者独立不移的光辉人格与其所承受的文化精神相融铸，辅以哀怨的情感特质和批判的思想锋芒，书写了战国末期个体尊严面向世俗政治的忠诚、期待和不朽抗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作家文学的悲壮诗篇。（记者揭兴伟）

本文来自【三峡晚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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