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弹琴2024年10月12日发布:黄宗羲“民本”观的内涵及启示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杰出的思想家，他置身于明清鼎革之际，所撰政论著作《明夷待访录》总结治国教训，展露出鲜明的“民本”观念。明清中国正值古代社会走向收结继而卷入近现代世界大变迁的时代，黄宗羲不自觉地站在这一时代转型的路口去深入省察传统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运作机理，而他的“民本”观念又透射出独特的历史演进内涵，其中闪现的精神火花至今依然彰显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民本”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先秦经典即已郑重肯定民众实为国家统治的根基，他们的意愿就是天地间至公至正的道理，同时讲明政权的组织运作应体现以民为本的公共属性。综合来看，黄宗羲专注于批判专制体制弊端及构建理想社会蓝图，对传统“民本”观念进行继承发扬。

一是倡导兴利除害、天下为公的理政原则。黄宗羲认为，社会产生之初，人各自私自利，直到有一勤劳奉公者出现，带领百姓兴利除害。也就是说，君主原为天下众生而立，本该体顺人情，遵依民意，不能以经营私产之心恣意妄为。同时，天下之大非一人能治，臣之所设也是为天下而非为君主，为万民而非为一姓。这样，从“民本”和“公天下”的起点来推究君臣的本分，二者都不构成政治的目的，而被当作实现公众利益、满足民生需求的客体，须接受人民评判并按照公共法则行事。

二是恢复置相限君、学校议政的监督机制。黄宗羲明言，君臣双方名异实同，相对居于主体地位的天下百姓，彼此之间不再是君为臣纲，而是由支配从属改换成协作共事关系。所谓臣出仕于君，如果“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这样，作为行政中枢的宰相与君主同议政事，自当对专制君权形成体制制约。而且，学校不仅为养士之所，同时具备使君主“不敢自为非是”的论参朝政、议立典章职能，合理的政治运行应该造就由士大夫主导，君主、百官、学校共同参与的决策格局。也正是出于这一“共治”设想，他才会痛斥“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

三是实施制产均富、工商皆本的安民政策。黄宗羲敏锐觉察到历代赋役改革不断将额外负担转入正项的事实，遂秉持均平惠恤的爱民取向，力主统计地亩，减轻税赋，重新分配，并允许富民适量多占。他曾说，圣王明知天下不可无食、无衣、无教，故授田耕桑，兴学化德，且工商切于日用，“盖皆本也”。这些举措延承因民所利、富而教之的古意，不仅旨在维持社会基本保障且兼具保护私人财产与增益民间财富的功用。

黄宗羲的“民本”观念对当前的国家治理机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明夷”本为《周易》卦象，意喻贤人身处乱运遭遇艰难，期待盛世来临。然《明夷待访录》问世后长时间鲜为人知，直到清末，书中隐含的“启蒙”意蕴才重被发掘，经仁人志士改造、提炼为反抗专制、兴举民权的民主革命思想利器。时至今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指引下，我们不仅要珍视、传承根植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壤中的“以民为本”“天下为公”等宝贵精神遗产，还应切实推动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明夷待访录》对国家运行机制的推原与重构屡有创见，几乎触达古代治理理念所能延展的边界，而呈现的局限性，既从侧面说明历史中国的演进自有其内在逻辑，同时，又再次印证传统政治文化只有经过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滋养洗礼，才会焕发时代生机。在此意义上，黄宗羲“民本”观念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仍具有宝贵启示。

一是正确处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上看，黄宗羲力倡“天下为主，君为客”，又申明“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意味着他不仅将民心向背视为国家存续的命脉及政权合法性依据，更揭示出身任天下的统治者“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其实是作为服务百姓的公仆而存在。这样，再向前推展一步，就与现代民主政治以公民为价值本位和权力主体的要求相合互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即人民当家作主，黄宗羲的“民本”观念既极大提高了民众在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地位，故也对当代中国改进优化行政管理以增强为人民服务意识，整合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方向，贡献有益的启示。

二是重视法治的作用。黄宗羲一反“有治人无治法”的陈旧论调，卓有见识地倡议治法在前，并遵循“公天下”义理赋予其时代新意。他指出，治理国家一定先要制定受到普遍认同的良好法律，即便不得贤人执行，“亦不至深刻罗网，以害天下”。而且，黄宗羲称扬的公法，本非维系君主私人操控的工具，而是立意于保全民众生计及规范社会关系。此外，黄宗羲在关乎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构画，既表露出传统政治文化对立章建制的一贯注重，又提示着依照法度治国理政本身就是一项覆盖全面、组织精密的系统工程。

三是增进民生福祉。民生疾苦始终是黄宗羲关注的焦点，相比西方社会特别在意的民主权利表现形式，他尤致力于确保民生利益的充分实现。《明夷待访录》除了对公共权力建构运用着重作出安排外，又用相当多篇幅专门检讨田制、财计等涉及民生福祉的话题。黄宗羲无论筹划计户授田、核定税额，还是持议废行金银、兼用钱钞，甚至提出向富民及工商业者倾斜的治理政策，皆发自“藏富于民”的本衷，透露出期望全社会由均富、保富以达共富的理想信念。而共同富裕着眼于共同享有，立足于共同权利，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好夙愿，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宗旨之一。黄宗羲的“民本”观念不但凸显了改善民生的强烈诉求，而且初步触及民众伸张自身权益的天然正当性问题，故亦可视作为现今开拓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积淀下历史基因。

（作者常文相，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大历史观下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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