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号外

曾国藩文官出身，一生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在他年轻时，以“涤生”为号，意思是洗涤自身的坏习惯、坏品格而求得新生，在自身修养上非常严格，他因贪睡恋床，不能早点读书而骂自己是“一无所为，可耻”，觉得抽水烟于己无利便“从今永尽吃烟”，这种极其克制的生活，他坚持了十年才彻底习以为常。很多人从书本荧屏看到了曾国藩的才干和成就后，总以为他是天赋异凛，却往往忽略了他从年轻时就刻意培养起来的定力。

1850年左右，太平军已然成势，在老家湖南湘阴丁母忧的曾国藩接到了“协办团练，围剿肺乱”的旨意，从此便走向了与洪秀全等人对抗的道路。曾国藩先后在长沙、衡阳练兵，与太平军以流民、矿工为主力不一样，曾国藩注重吸收知识分子，所以他的军营里以读书人居多。不过，读书人虽然明事理，却少勇猛，加之前期缺乏战斗经验，曾国藩开局之战打得并不顺利。在靖港水战中，曾国藩亲率三千湘勇水陆并进围剿靖港数百人的太平军，却被打得丢盔弃甲，自己羞愤到“两次跳水寻死”，甚至被左宗棠善意取笑，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初次带兵就如此狼狈，没有十足的定力，大概很难抵住内外之辱。不过，这种“定力”有时候也会适得其反。

历经战斗的曾国藩，逐渐掌握了战争规律，到了后来不仅逐步练成了十几万精锐的湘勇，还成了太平军的主要对头。不过，当时清朝却也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奇变”，正是改天换日之时，而领着重兵在外的曾国藩自然成了众人的焦点。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曾有四人劝他黄袍加身，可他却稳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 第一个是王闿运，此人跟曾国藩一样尊崇王阳明，号称精通帝王之术，在当曾国藩的幕僚时，曾劝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联手起来，割据东南，曾、胡两人笑而不答，于是王闿运自觉没趣便告辞前往京城赶考，落榜之后却成了权臣肃顺的门上客。

如果说这次劝进时机尚未成熟，那到了1861年基本算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了。这一年，首先是曾国藩攻下了安庆，军事上取得了大胜；其次，咸丰在承德突然去世，不满六岁的同治继位，而慈禧又擅权，罢黜了八位顾命大臣。眼瞅着这么好的时机，先是左宗棠托胡林翼给他送了一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对联，因为鼎象征着天下，所以用意十分明显，而胡林翼也劝他“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劝他趁着内外变乱用非常手段夺位；还有远道而来的王闿运，劝他举兵进京制止慈禧违反祖制，垂帘听政。可曾国藩却对胡林翼、王闿运置之不理，又把“似可问焉”改成“未可问焉”，一字之改意思全变了。

第三个是曾国藩十分赏识的部将彭玉麟，此人是水师统帅，为人十分谨慎，在安庆大胜后便给曾国藩写了一封12个小字的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不料曾国藩却以“大逆不道”四字回复，吓得彭玉麟的亲信赶紧把迷信揉碎吞进了肚里。

最后一次，是在彻底破了太平天国之后，在攻陷南京城时，曾国藩抓住了太平天国后期的猛将李秀成，不过这位忠王却在牢里写了一份万言降书，还在末尾特意劝曾国藩自立，并表示甘当攻打京城的先锋。另外，太平军一灭，清廷立即变脸，大有卸磨杀驴之意，不仅功赏不均，甚至横加指责，于是湘军内部一片哗然，可曾国藩却不敢振臂一呼，而是匆忙处死了李秀成，把他的降书都改了。 后人说，曾国藩虽然手握重兵，却总被清廷刻意压制，不过，即便如此，如果换一个有冲劲的人在他的位置上，鹿死谁手，的确尚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