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2024年10月11日发布:孙萍｜当过渡成为常态：骑手、零工经济与劳动的变迁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孙萍著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388页，98.00元━━━━

文︱孙 萍

《过渡劳动》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民族志调研。外卖骑手，对于社会，是一个新职业群体；对于我个人，却是亲密的老朋友。2017年之前，我和骑手是被职业和社会身份所区隔的陌生人；2017年以来，我和调研小组的同学们一道尝试进入他们的生活，以追踪调研的方式，让两个平行世界有了交集。

七八年来，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收我为友，以他们朴实的方式为我提供热忱的帮助。在对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中，人的相遇和故事的讲述不仅鲜活地呈现出“主人公”的群体特征，还浓缩并蕴含了平台时代的数字洪流对于个体生命的冲击。

扎堆聚集又四散而去的外卖骑手

外卖骑手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过去的十年间，“送外卖”由一种新兴现象变为一种新兴职业，“网约配送员”也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收入国家正式职业列表。但是，这样一群借由巨大互联网红利和加速城镇化催生的劳动者，却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每次想到这群人，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夏季傍晚的椋鸟，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飞舞盘旋，夜幕降临后却又四处散去。

根据我的观察，骑手的流动性几乎是所有现有的零工劳动职业之最。比起家政工、快递员、网约车、主播或线上零工，骑手的工作更加液态、更加临时、更加不确定。送外卖正在形塑一种“短命劳动”的文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份工作的流动速度之快，让人愈发眼花缭乱。回顾往昔，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拥有更多的零工劳动者，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的人员流动如此频繁与快速。在平台市场用工普及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被生产出来，而外卖骑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为什么送外卖会成为一种“短命劳动”？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化有着怎样的纠葛与互动？我们如何理解劳动的过渡性？在田野调查中，我有幸跟随一个个外卖骑手的故事窥探到送外卖背后的“短命性”和“临时性”的问题。

我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它有点像漂泊在海洋之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过渡劳动》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过渡一下”，跳进外卖经济的熔炉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化后的猛然加速，流动、快速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此言不假，短暂性确实在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劳作。

托夫勒著《未来的冲击》

平台零工的到来像一场缓慢而又快速的地震，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形式、工作状态及其意义。送外卖就是这样一种短暂、过渡性的劳动。当被问到送外卖的原因，“过渡一下”成为绝大多数外卖骑手的回应。因为不知道能干什么以及未来干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先来跑外卖。我用“过渡劳动”这一概念来形容送外卖，却也不止于送外卖。过渡性正在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基本形态。这也最终成为我思考平台劳动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人们想通过跑外卖“过渡一下”？工作的“过渡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体现了当下社会对零工劳动怎样的想象？

过渡劳动阐释的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作为过程的“过渡劳动”，强调的是这种短暂和过渡的生成性。它在一种强调自由同时又充满监管的语境下生成，参与其中的劳动者需要面对来自技术系统的监管、城乡与阶层的区隔、性别化的自我认知，以及将“自我”作为决策主体的能动性展示。个体劳动者为什么想要加入外卖劳动？玛丽·L. 格雷（Mary L. Gary）和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在调查“幽灵工作”（ghost work）时指出，线上零工来去自由的“开放调用设计”让人们产生了可以自主掌控命运的想法。我试图论述，这种以自由为名的、创业式的劳动结果是，劳动者被抛入一种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燃烧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并注入给资本，让资本发展的火苗越烧越旺。正是这样一种过度消耗最终促成了零工劳动的“过渡性”。

格雷和苏里著《幽灵工作》

作为结果的“过渡劳动”，阐释的是零工经济在工作伦理、职业选择、劳动想象层面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过渡”正在成为一种永久且常态的存在，且这种过渡带有深深的依附性。借由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平台劳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更加依赖社会系统和机构，因为个体无法在没有组织的灵活中生存。这也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此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成功的解放”，因为个体变得个人化，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组织和机构，因而又变得组织化和标准化起来。借由外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伦理正在受到更强的规训和管理，变得日益趋于中产化。平台经济下的灵活自由背后其实是个人对社会组织更强烈和更深层的依赖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渡劳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依附性，个体被从传统生产业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抛在了零工经济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平台的组织化生产并随波逐流。也是因此，反抗往往变得充满不确定，特别容易被打碎、浇灭。

为什么送外卖是一种过渡劳动？答案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可以说，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不完善成为骑手过渡劳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言，这份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卖这样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就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筹划、竞争来挣得收入。一些学者称其为“主体性过剩”，这样灵活而高效的劳动机制确实调用了个体极大的能动性，与此同时，此种能动性也被快速注入到资本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增殖之中。关于外卖平台的劳动未来，我与大部分置身其中的骑手一样，无从知晓。有时候，我会觉得外卖经济就像一个大熔炉，吸引了千千万万劳动者投身其中。这些劳动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他们被投入到熔炉中燃烧自己，可能有一天，他们会被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过分消耗而不得不退出。熔炉一直在燃烧，而个体劳动者却换了一批又一批。

控制之外，劳动者的书写

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认为，资本家需要拥有对劳动者的控制权。无论在工厂手工业还是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过程理论都围绕着资本如何保证劳动者在固定时间里认真、高效地完成任务而展开。对于人的肉身的、在地性的控制成为劳动过程理论展开讨论的基础。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对工厂标准化管理以及流水线生产的研究、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对工厂政体下“制造同意”与“赶工游戏”的研究，以及诸多对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研究等，都细致、深入地阐释了资本想要控制劳动者所做的尝试。布雷弗曼著《劳动与垄断资本》布洛维著《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但是，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平台资本对“劳动者”是谁变的并不在乎，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并能够按照平台的要求贡献自身的劳动力。换句话说，由谁来干这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这个工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资本方放松了对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整体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门槛的特点，也使超大规模的零工就业成为可能。

在此，劳动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出现了有趣的二律背反，变得既精细，又广泛。对广大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工厂”从固定、封闭的场所被搬到了大街小巷，他们获得了流动、穿梭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服从算法与站长随时抛来的指令，严格按照指令执行劳动。有订单时工作，无订单时休息，上一秒骑手还在马路边与工友抽烟吹牛，下一秒就要跨上电动车跑往餐厅；前一小时骑手还在家里补觉，下一小时就被站长要求穿上雨衣出来抢救超时订单……劳动场景与生活场景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劳动日常即生活日常，我们难以分清它们的边界。

我隐约感受到，这既是一个关于控制的问题，又超越了控制本身。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逐渐形成了劳动罢工和权益争取的传统，这使集体的、组织化的协商成为可能。但是，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体。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区，没有共同从事生产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很少有关于集体的回忆，更别说自我的身份认同。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成为新的不稳定阶层——这是我们重新看见和思考平台劳动时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问题。同样，外卖骑手也是如此，虽然劳动控制的问题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十分重要，但是单一的“控制-反抗”的分析逻辑不能完全适用于对这群人的分析，也不足以阐释为什么他们形塑了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在控制的问题之外，似乎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关于劳动形式和意义变化的时代之问，等着我们去解答。

传统的劳动控制研究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积淀，却也存在诸多研究盲点。例如“控制-反抗”的框架让我们只见劳动不见生活，但零工劳动者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全然不同，他们工作的时间、空间都发生了变化。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后疫情时代下全球零工劳动的意涵。与此同时，新技术的结构性力量同样不能忽视，它正在全面重塑劳资关系，这种新的技术力量所形塑的劳动政治不再是简单地提高生产率、增强控制性，它冲击了社会主要劳动群体的工作伦理和对工作的想象，它给农村和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它引发了对劳动与数据关系的新思考，它带来了一个重新讨论媒介技术与个体选择的场域。

因此，我希望跳出单一的控制框架来描述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间充满张力的互动，听到零工劳动者的叙事与倾诉，捕捉到关于平台劳动理论与现实对话的枝叶漫展、游离纵横。这当然不是说全然不谈控制，而是希望将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与更广阔的劳动生活世界并行分析。我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田野是江湖，现场有神灵《过渡劳动》的田野数据来自我自2017年5月起对外卖员的持续观察。其间，我所在的调查小组以访谈、田野观察、问卷、跟跑单等形式参与对外卖产业尤其是外卖骑手的观察。问卷调查地点以北京地区为主，在2018年到2023年六年间连续发放。访谈则伴随田野调查，每年不间断进行。截止到2024年3月，我访谈了两百余位骑手，其中包括三十余位女骑手，也包括二十余位站长、调度、骑手小组长等。

送外卖是一项太过生动的数字劳动，每天奔跑在街头巷尾的骑手会让我产生一种数据唾手可得的乐观。可实际情况是，在街上“捕捉”骑手并不容易。他们像池塘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和虾，极易受到惊吓。静止的时候你扑上去，他们会立马躲开或逃跑。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一道去陕西渭南调研。在一家肯德基店里，我们发现了几个正在玩手机等餐的骑手。一个同学跑上前去询问其中一个骑手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可能是同学说得太正式，那个骑手连连拒绝，甚至吓得跌倒在地，爬起来之后立马跑了出去。在一次次被拒绝的尝试中，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们不断地学习、摸索“打开”这群人的方式，逐渐有了经验。多次拒绝让我开始变得厚脸皮、自来熟，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打足了鸡血的销售冠军，即便被拒绝也可以笑嘻嘻地站在那里，淡定且从容，继续等待“捕捉”下一个骑手。

初期的田野调查以“偶遇”和“捕捉”为主，逮到愿意与我多聊的骑手就尽可能多地与他们交流。其他骑手看了，会在一旁盯着我，并不上前，看得出来他们十分好奇但又不好意思多问。随着田野时间的增加，周边骑手的戒备少了很多。一些骑手甚至开始主动打招呼：“你们又来了？这次调查什么？”慢慢地，我们与其中一些骑手变成了朋友，他们开始主动给我介绍愿意聊天的人。有的骑手知道我是学者和大学老师，研究外卖骑手，就夸赞我，说我有同情心；也有的骑手在我与调研小组的同学做田野的时候，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认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老师应该落地一些，多多关注社会上的真问题而不是跟随网上的‘专家’胡说八道”。有好几次，一些爱琢磨事情的骑手反问我：“你不是研究骑手的吗？不是能帮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派单时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短？”“你做这个研究有用吗？真的有人关注我们这些人吗？”

外卖田野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过程，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与大多数骑手相处。作为一名来自象牙塔的“青椒”女性，在多数骑手是男性的情况下，深入和融入他们的生活并不容易。取得信任需要时间。人是复杂的，骑手也是。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等待被限定在特定苦难框架里的二维存在。我时而倾听，时而抉择。在田野里，我慢慢地学会了如何体验和理解这个江湖，也体会到了经验的重要性。人的经验是复杂的，它有感受、有思想。每一次的田野，都让我有所进步。有时候是我的嗅觉、触觉、听觉等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有时候是我理解空间、地方、流动的思维变得更加活跃。这不禁使我想到稻盛和夫所说的“现场有神灵”，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美妙的体验。

真要说自己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批判变得更谦卑和谨慎。随着调查的展开，纸面上二维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高低不平，自己也开始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却不着边际的学术论断。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慢慢明白，学术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回馈现实生活。这才是我的志业。

孙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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