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区别，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要求。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了西方宏观调控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助推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历史基础。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不断地进行创新与完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宏观政策保障。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助推中国经济创造增长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从贫困落后的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GDP总量已突破120万亿元。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以下两方面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在短期内，由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调控方式较为灵活，所以具备更强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有效地保证了经济在高增长过程中平稳运行。西方国家宏观政策实践主要是遵循单一规则，较少进行相机调控。其优势在于可以提高政策透明度与预期管理能力，但弊端在于难以对经济波动及时作出反应。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相机调控，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调控目标、调控工具与调控力度。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稳物价”；危机爆发之后，首要目标迅速调整为“保增长”，政策力度随之显著增加，较好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更加完善，既兼顾了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又能够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预调微调，从而使宏观调控的逆周期调节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导向，所以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确保长期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实践主要以新凯恩斯主义为指导，仅聚焦实现短期内的产出稳定与通胀稳定，而不聚焦于长期经济增长。这导致西方国家的宏观政策往往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面对短期产出下滑与长期增长疲软相叠加的新问题，难以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相比之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将短期稳定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调节是在“五年规划”“‘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宏观调控能充分兼顾长期经济增长的需要，“寓改革于调控之中”，在调控中不断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激发经济长期增长内在动力，为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宏观政策保障

为了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胜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推动高质量发展也是对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2020年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加快建立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评体系和保障体系。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在新发展阶段不断创新完善。从调控范围来看，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不仅关注对短期总需求的调节，而且正在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新举措。这一新举措既能持续推进增长动力转换，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又能优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从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应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调控思路来看，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新思路，在长期和短期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与单一的逆周期调节思路相比，跨周期调节思路的补充有助于避免政策“急转弯”对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障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从调控工具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较早地构建起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增强经济运行稳定性。同时，加强了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等政策工具的运用，更好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创新举措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能够为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健全科学的宏观政策保障。

以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为主要任务，推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创新与完善

尽管近年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进行了一系列创新与完善，但是还存在一定局限，突出体现在调控目标较为宽泛、调控工具有待完善、政策协调有待加强、政策效率有待提高等方面。未来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要以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这三大宏观政策“三策合一”为主要任务进行创新与完善，更好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简宏观调控目标体系，聚焦于稳定、增长、结构三类最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宏观政策理论表明，宏观政策目标不应过多，否则，目标之间的重叠或冲突将会显著降低宏观调控效率。最优的目标体系应只含有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三大类目标。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目标体系需要精简优化，更进一步聚焦于稳定、增长、结构三类主要的宏观政策目标。

完善宏观调控工具，丰富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工具箱。每一项宏观调控目标都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就经济结构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而言，分别需要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来实现。近年来中国积极地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优化经济结构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当前医疗、教育等高质量民生产品供给不足，以及部分高效率企业活力较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相应领域的政策工具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中国需要更加丰富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工具箱，聚焦于应对相应领域的重点问题，从而更好地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改善宏观政策协调，加强各部门调控工具、调控力度、调控时机的协调配合。中国目前宏观政策协调有待加强，主要表现在多个调控部门往往同时出台政策来应对某一经济现象。这些政策有可能相互重复或者相互冲突，导致宏观调控事倍功半。未来应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关键在于调控部门之间要充分沟通，并充分考虑各部门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此才能准确地设计各自的调控工具、调控力度和调控时机，事半功倍地实现调控目标。

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大力疏通稳定政策的传导渠道。近几年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操作，但仍然未能明显改善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偏弱的问题，反映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偏低。究其原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意愿，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转弱”则进一步削弱了消费和投资动力。未来要充分发挥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作用，改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方面的问题，从而打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渠道，由此才能真正提高稳定政策调控效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来自【湖南日报】，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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