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人是否知晓何为“关学”？

我们知道，张载在关中讲学立说，吸引了一大批士子前来学习，当时“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全祖望语）。张载去世后，其弟子一部分继续留在关中，另一部分如“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和吕大临，以及苏昞、范育等人则来到洛阳向程颢、程颐兄弟问学。这种事在当时并不奇怪，也不算背叛师门，因为那时还没有后世的门户观念，而且张载与二程一生交好，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双方又都讲的是“道学”，因此在张载去世后，其弟子投向二程门下学习，也属自然。

然而，到了北宋末南宋初，随着张载这些弟子的相继去世，无人再在关中传播张载之学了，再加上金人入侵，北方战乱，曾经兴盛一时的关学渐渐湮没无闻。在金朝与元朝统治时期，关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乾县的杨奂、高陵的杨恭懿、西安的萧维斗和同恕等人，但总的来说，理学之风并不盛行。可是到了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关中名儒辈出，讲学之风流行，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影响。于是在晚明万历时期，长安学者冯从吾编撰了一部名叫《关学编》的书，记述了从北宋张载到万历初年蓝田王之士的学行，数百年关中理学的发展与演变历历在目。清朝时，户县的王心敬、朝邑（属大荔）的李元春和三原的贺瑞麟又不断续编《关学编》，民国时期张骥又作《关学宗传》，收录的关中学者一直到清末民初。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明清时学者所说的“关学”与张载创立的关学有何关系？既然在南宋初年张载之学就已无传人，那么《关学编》之名又从何而起？当然，这对古人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困惑，对此我们可以举例来进行说明：

南宋孝宗时有一个名叫刘荀的人在他的著作《明本释》中专门写到张载，并说张载“倡道学于关中，世谓之关学。此书所记吕大临、苏昞、范育，皆其门人也”。这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关学”的记载。而冯从吾在《关学编》中则说：“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冯从吾的好友、凤翔的张舜典在为《关学编》所作的后序中也说：“‘关学’之编，少墟冯侍御为吾乡之理学作也。……故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通过前后之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刘荀所说的“关学”仅指张载及其弟子之学，也就是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至于南宋末年开始流行的“濂洛关闽”中的“关”也是专指张载之学，而明代冯从吾和张舜典所说的“关学”则指关中理学（亦即关中道学），可见在历史上，“关学”的含义有一个从学派到地域性理学的变化过程。

但现代学者对“关学”的理解却颇为复杂，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观点：

一是认为关学仅指张载及其弟子之学，关学是一个学派；二是认为关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关学即是从北宋至清代的关中理学，狭义的关学则专指张载创立的关学学派；三是认为关学是张载创立的、一直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四是认为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关学”概念，只能依据关中理学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将其称为“北宋关学”“明代关学”和“清代关学”。

那么，究竟何为“关学”？“关学”是什么？对此，我们通过对《关学编》和《关学续编》的考察与研究，发现元明清时期的关学学者虽然其思想学说并不是直接来自张载，而是以朱子学为宗，或以阳明学为宗，又或者融合会通二者，但大多都继承了张载重视经学、强调礼教、主张下学而上达、学贵有用和崇尚气节的学风。因此，以《关学编》和《关学续编》为基础，吸收现代学者的看法，我认为“关学”是指张载在关中创立的、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流传的与张载学脉相承和精神相连的关中理学。“理学”与“关中”是它的两个基本内涵，前者说明了关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中之学”或“关中学术”；后者则反映了关学的地域性特征。

当然，由于历史上的“关中”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中”并不相同，因此，所谓“关中理学”也是就其主要范围而言，而绝非仅指陕西关中地区，至少它还包括今天甘肃的天水、兰州，以及陕南、陕北的一些地方，这从《关学编》与《关学续编》所收录的关学学人中就可以看出。因此，我们在研究关学时，也不要忽略对这些地区关学学人的了解和研究。（宝鸡日报）

编辑：陈云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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