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网2024年10月11日日发布:《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胡安焉谈非虚构写作｜文学新版

我在自传写作中回溯自己的过往时，发现早年经历的一些人、事和环境，当年的自己并没能充分理解和消化，甚至于已经渐渐淡忘。如今我专门把它们回忆和梳理了一遍，相当于激活和拓展了那些几被遗忘的经验。此外，当我以一种在日常中因为疲惫、麻木和厌倦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去观照那些生活内容时，我发现它们散发出我未曾预料到的光。

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是个没有什么事业心的人，我只在刚开始写作的头两年投过稿，后来基本就是写完发在网上，偶尔会有期刊编辑认领一篇，但我不再关心发表的事情了。不过缺少事业心不等于不认真，在动笔写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只是我不觉得非要写出些什么不可，我已经没有那种追求和自我强迫；我也不认为必须取得些回报或成就，否则写作就是白忙活一场。写作改变了我很多，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写作不仅仅是写而已，它还包括阅读、思考和交流等精神活动，这其实也是写作者对自身的深入、拓展和塑造。实际上写小说也好，写散文也好，写诗歌也好，本质上不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而是如何去感知自身的存在和外部世界及其中种种关系的问题。

机会

二〇一五年春，我离开大理下关，去到宾川县的宾居镇，开了一家小吃店。同年年底，因为生意不景气，我再次离开云南，回到广州和两个旧同事合伙经营网店。这个时期虽然我也过得很忙，尤其是在宾居镇开店时，平均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但毕竟我自己当老板，时间安排比较灵活，也不用担心因偷懒或犯错而受到批评，所以我还能抽空写些东西；尽管写得非常少，因为生意实在占用我太多时间和精力。我属于那种在为别人打工时精神会绷得很紧，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生怕因表现不好受到训斥，也无法分心做别的事情的人。可是当我自己成为老板时，心态却比较无所谓和散漫，缺少进取心和动力，仿佛成败得失与我无关似的。我不喜欢经商，但我到了三十几岁之后，凭着过往的履历和学历，已经找不到比较好的工作了，经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二〇一七年五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退出了合伙生意。彼时身上的积蓄已所余无几，所以我不敢耽搁，随即入职了D公司，在顺德陈村枢纽中心任夜班理货员。二〇一八年三月，我辞了D公司的工作，到北京通州入职S公司，从事快递投派工作。同年九月我从S公司跳槽到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直到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品骏快递结束运营，我和所有同事一起被公司遣散。在这两年多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攒钱，也确实攒到了一点钱，写作则基本放下，但日子过得很充实，甚至偶尔脑子里冒出“或许以后我都不会写了”的念头时，内心也没有丝毫恐慌，我觉得这件事顺其自然就好。

大约在二〇一九年的九或十月，我已经听到一些品骏快递要解散的传闻，这时候我也有了一些积蓄，心想假如这个消息是真的，那我要先写些东西，然后再去找工作。二〇二〇年一月新冠疫情暴发，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当时我计划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在几年前就开过头，但又推翻了几次构思，后来就搁到一边了；这时我想把这个长篇写出来，也算是了却一桩心愿。但我面对一个困难：我已经几年没写过东西，需要先写一些练笔的文章，帮助自己找回语感。这些练笔的文章都不长，篇幅在几百到几千字，每篇都是一天内完成的；为了一个更大的写作计划，我需要积累这些点点滴滴的完成感，它们可以帮助我建立信心。不过我没有料到的是，这些文章中的一篇，改变了我之后三年的写作方向。

二〇二〇年三月的某天，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触动，可能是因为整理和翻看电脑里的旧照片，也可能没有受到任何外部的触动，仅仅是脑子里莫名的一个闪念，我写下了一篇记叙自己三年前在D公司做夜班理货员经历的散文。写这篇文章我花了半天时间，下午动笔，晚上完成，全文四千多字，先是发在自己刚注册的一个公号上，只有一些认识我的朋友读过。几天后我又把它贴到豆瓣网上，结果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令我感到震惊——它被大量网友转发、评论和打赏，连带使我的写作也受到对我来说空前的关注。

我算得上是豆瓣网的老用户，二〇〇六年就注册了账号，十几年来在豆瓣日记和评论里至少发过两三百篇文章（如今大多已设置隐藏），但读者寥寥，对此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这篇对我打工经历的记叙，单篇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就超过了我此前十年全部作品获得的阅读量和收入的总和。其实这篇文章我写得很轻松，并没有投入多少心力，因为它不必考虑人物、情节和结构等要素，我只需要一边回忆，一边记录，甚至还有一些照片可以帮助我勾起记忆，这在我看来就和写日记差不多，是再简单不过的写作了。

作为一个很消极的人，我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在网上得到一些关注后，我只是感到吃惊，同时觉得发生的一切很新奇，为我的生活增添了话题和乐趣，但我认为它是一桩偶然和孤立的事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的影响。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有人觉得我写下的内容很有价值，因为我从事过的一些职业，绝大多数从业者都不具有文字表达能力；而记者采写文章，又是以一种外部的视角，关注和感受到的内容和我大不相同。他们告诉我，我的写作能力、社会经历和性格，三者中任取两者，大概还有人和我相似，但同时具备三者的，可能我是绝无仅有了。于是在受到邀约之后，我继续把自己更多的工作经历写下来，直到后来结集出版。

“更适合写非虚构”

对我来说，写下自己的真实经历，要比写小说容易得多。截至现时，我只完成过中短篇小说。我的小说需要构思，有时候甚至依赖灵感：首先要有一个触动我的小说内核，可能是一段情节、一个场面或意象、一种情景或人生境况等，然后围绕这个内核填充素材、结构整体。一般情况下，我在写下一个小说的开头时，脑子里就只有这个小说的开头和内核，而发展和结尾是边写边摸索出来的。这种情形有点像走迷宫：不同的素材就像一条条岔道，大多数岔道都是断头路，也就是说那些素材其实不适合这个小说，当我使用了那些不合适的素材，不久就会发现小说无法推进下去，那就只有删掉重来，这样的情况会反复发生，直到找到对的那条道，小说才能顺利推进；至于说终点或结尾，往往要完成全文的百分之七八十之后，才会逐渐浮现。

我写小说非常慢，一天一两千字是常态，还经常会卡住，或不断推翻和删改，这还没算动笔前的构思。但在写自己的经历时，我几乎不需要构思，也从来没有被卡住，一天至少可以写三四千字，而且每次坐下来，很快就能进入状态。或许这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吧——小说拥有更丰富、自由和复杂的表现形式，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写自己的回忆录或自传，首先要求内容完全真实，这就已经剔除了很多可能性，同时也大幅降低了难度。

不过也有一些写作者和我情况相反，他们认为回忆录比小说难写，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平淡无奇，很难挖掘出吸引人的内容，以至于拿起笔来都不知道写些什么好。其实我的人生也平淡无奇，我想现实中大多数人的情况都差不多，虽然也有人向我指出，我从事过的工作和工种比较多，我的社会阅历相对丰富。但那是因为我已过不惑之年，和年轻的写作者相比，确实是积累了更多生活经历，或起码也度过了更多的光阴。但年轻写作者不必担心自己永远年轻（应该反过来，担心自己过早衰老），将来肯定也会活到我今天的岁数；而我和同龄人相比，阅历其实不算特别丰富。因为我性格内向，习惯回避人际交往，不喜欢和人建立关系，尤其不喜欢聊天，这导致我的生活很封闭、人际面狭窄，间接经验也匮乏。

但话又说回来，内向的性格也有利于写作的方面。比如说，它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很多阻力，这些阻力散布在日常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而人总是在受挫后才开始反思，并去寻因溯源——我遭遇的挫折越多，反思面也就越大，对自己的认识就越加全面和深入。反之，假如生活一帆风顺，我可能就会把精力放在追求更大的满足上，没有必要也意识不到要反省自己了。就我观察所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体上来说，内向的人会对自己的心理和性格情况更关心，外向的人则对外部世界更好奇。我写下自己的工作经历、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本质是再一次对自己的过往做出检视和反思，这件事我这辈子一直在做，已经驾轻就熟了，只不过从前很少诉诸笔端，只是在脑子里进行而已。至于我的经历本身，全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可言。

对于小说，我不要求它带来经济回报，也不需要有很多读者。在写作小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么一种感觉：我是在回应那些我喜欢且影响过我的作家，并通过写作融入他们的精神中，尽管他们大多已经去世，但我经常想象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和我的写作。起码在小说领域，因为起始阶段在黑蓝论坛上受到的影响，我进行的是一种“精英的文学写作”。“精英”这个词如今快沦为贬义了，所以我想解释一下：我说的“精英写作”，首先和写得好不好无关，而主要是指对待写作的态度和自我要求。比如说，“通俗的文学写作”会更多考虑外在的读者和市场，会尽量写得好看、引人入胜，或提供消遣娱乐功能，或满足某种工具目的；“精英的文学写作”则首先建立在作者内在的、审美的文学观上，更多考虑个人表达和原创性，而不是题材和受众，更重视作品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毕竟艺术本身就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精英写作”并不必然比“通俗写作”高级，难度也不一定更高，两者甚至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即有些作者和作品你无法简单地划入其中一类；“精英写作”也有很多低水平的作者和作品，反之“通俗写作”也有很多高水平的作者和作品。我并不是在说自己的小说写得好。假如有读者认为我的小说稚嫩、粗糙、难看、低级，或给出诸如此类的负面评价，我不会为此辩护，甚至我也不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者，但即使如此，我的小说在性质上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文学写作”。

《我在北京送快递》

二〇二三年三月，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内容是我对自己工作经历的回忆、反思和记叙。因为我从事过的大多数职业，比如服务员、加油工、物业保安、理货员、快递员、个体小老板等，都和文化完全无关，于是我的部分新读者——新读者的数量是我早年小说读者的百倍以上——以及采访过我的一些记者，都关心起我接下来的小说创作。从这些问题和反馈中我看到，很多人对我满怀善意，但对于作为写作者的我，却完全不了解。在这篇个人写作史里，我乐意介绍这些情况、解释清楚问题，而在小说里却不宜这么做，因为小说只写是什么，不写为什么——在小说里任何解释都是一种削弱，小说更亲近丰富的能指，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所指或明确的答案。举一个例子说明的话，小说近似于容器而不是容物，它就像一只密封的箱子及一些启示，箱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有不同的想象和感受，这种可能性的丰富程度才是小说的独特魅力。而作者进行解释就好比把这只箱子拆开，把无穷的可能性削减至一个“正确的答案”。

尽管在我心目中，写小说要比写回忆录或自传重要，但这两者并不是风马不接的关系。事实上，我在自传写作中回溯自己的过往时，发现早年经历的一些人、事和环境，当年的自己并没能充分理解和消化，甚至于已经渐渐淡忘。

如今我专门把它们回忆和梳理了一遍，相当于激活和拓展了那些几被遗忘的经验。此外，当我以一种在日常中因为疲惫、麻木和厌倦等原因而无法达到的专注程度去观照那些生活内容时，我发现它们散发出我未曾预料到的光——这其实就是一个深入自我、认识自我、拓展自我的过程，它必然对我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创作都有所促进。我认为对于小说这门艺术来说，重要的不是技术和方法，而是个人感知中审美性的特质和境界。

我很清楚，一个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下自己的写作史，可能会招致一些诘问，比如说：你的写作到达什么高度了，以至于你认为有分享的价值？这样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这篇文章最初以连载的方式发布在黑蓝文学公号上，因为是没有经济回报的，我也就没有心理负担，反正读者不需要花钱，谁要觉得它没有价值，那就不去读它好了；写作者当然是拿作品说话，而不是拿创作经历说话，但两者也并不冲突，不是写了创作经历就写不了作品。可是假如把它出版成书的话，它就成了一件商品，消费者当然有权质疑它的价值，我已经在为此做心理建设。

我还记得在二〇二一年，当时刚有编辑联系上我，表达了对我写作的出版兴趣，我的心情是紧张且兴奋的：我既高兴得到机会，又担忧最后白高兴一场。出版的流程漫长，考验人的耐心，或许这就是好事多磨，两年后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我庆幸自己的写作得到出版的机会，并由此获得了种种体验，比如接受采访、录制播客或视频、参加读者分享会、获奖及致辞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也是新鲜和宝贵的，它们丰富了我的见识和感知，也为我看清楚自己提供了更多角度。

有一个时期，我感觉自己陷入了过度表达。在和人面对面时，我很容易紧张，有时记者或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原本我该思考一下再开口，但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我总是硬着头皮尽快回答。不难想象，这些答案并不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口头表达原本就比书面艰难，何况是在那种令我窒息的压力下，我经常不能表达得准确和完整，同时又多说了很多毫无必要的话。还有些时候——虽然次数不多——记者会曲解我的话，把我没有表达过的意思发表出去，如今我知道该怎么规避，但当时我没有经验。

更恐怖的情况发生在直播节目中，当摄影机和麦克风同时朝向我，一想到此刻不知道有多少观众正透过屏幕打量着我脸上的扭曲表情时，我就会吓得头脑一片空白，接下来说话变得词不达意，甚至言不由衷。以上种种经历常常令我事后懊恼不已。不过我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不会很久，我会远离人们的视线，默默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未完成的写作计划，也包括写作以外的事，并以一种平静的心境度过余生，这对我来说要比“成功”的喜悦宝贵得多；到那时我会带着自嘲和调侃，兴致勃勃地回忆起现在这段特殊的经历，并活灵活现地向朋友讲述自己的种种滑稽行径。

在我不同体裁的写作里，个人的生命感悟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早年我主要通过故事去结构它，如今我更倾向于通过语言去呈现它。归根结底，语言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手段，我相信心境的沉淀会体现在语感中，体现在一种不偏不倚、不宠不辱、不卑不亢的措辞分寸感里，而尽量去除种种失衡的倾向性或意图，比如激愤、哀怨、浮夸、煽情、矫饰、油滑……

就我所见，一个人自己写自己，很容易留下虚妄之言，在真实的自己和理想的自己之间，绝大多数人无法始终保持清醒，恐怕我也不能例外。不过我在辨识一个人的品质时，很少依据其口里说些什么，而是观察其生平和生活的内容，这些要比其说些什么更能反映其本质。同样，我的生平和生活内容也是我所有写作和我这个人的量尺和衡器，我当以此自勉和自律。

2022.11—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