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娱计2024年10月13日发布:刘世锦：以创新驱动减碳增长双赢和绿色转型

在以上三种减碳类型中，前两类大体上在已有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做文章。与衰退型减碳相比，增效型减碳体现了积极导向，特别在技术落后、管理粗放的情况下，提升能源和碳生产率有较大空间。事实上，一些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增效上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但增效型减碳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首先是随着技术和管理进步，碳生产率的提升会出现递减，持续提高的空间收缩。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主要局限于已有的技术和产业框架内，即便有技术创新，也属于所谓改进性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创新。碳生产率可以达到很高水平，但所用资源仍然是高碳的，如燃煤电厂节能减排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用煤发电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如何用经济学的方法理解节能优先。节能优先，更广泛一些说节约优先，作为社会公德值得倡导。经济学从本质上说也是关于节约的一门学科，但经济学理解的节约是全局性的，着眼于全社会的资源最优分配。节能一般意义可以理解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降低成本，与原材料、运输、仓储、人工等降低成本含义相同，与此同时，还要考虑产出，寻求单位产出成本之比最低。节能是否优先，取决于这种全局性的比较评估，而这种评估通常是经由市场机制实现的。如果一直都要把节能摆在第一位，特别是把控制能耗的指标作为间接控制碳排放的指标，那就难以避免资源配置的扭曲和错配，对正常经济运行带来负面扰动，这也是政策层面上提出由能耗双控尽快转到碳排放双控的原因所在。

而创新型减碳则是跳出已有的技术和产业圈子，开辟新的赛道，采用新的技术、工艺、方法等。由于这种变化，创新型减碳具备了前两种减碳类型所没有的特点。

首先，创新型减碳可以实现长时间内对传统高碳技术或产业的替代。所谓的绿色转型，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换技术，用低碳、零碳或负碳技术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其次，创新型减碳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是无法事先设定的。创新的内在冲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限定它的扩展边界。不难设想，如果可控核聚变能够成功并商业化，人类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写可再生能源的认识版图。

第三，这种创新可以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往往价格偏高，存在着所谓的“绿色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下降，不少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为负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光伏发电。十年前说要与燃煤发电竞争，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过去的十年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并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成本冲击，创新带来的成本下降，可以极大增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能力。

第四，创新最初源于减碳动机，一旦形成产品后，往往产生更多的附加效用或福利，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以新能源智能汽车来说，2022年一季度已经接近全部汽车销售量的20%，超过人们预期。消费者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不能说不关注碳减排，但大部分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的是使用成本低，电子设备应用得手，舒适程度高，操控感觉与以往大不相同，自动驾驶能力也在逐步提升。除了电动化之外，更有智能化、共享化等。简单地说，吸引消费者的，大部分优点可能是减碳之外的，这意味着为社会提供了超出预期的福利。

最后，触发和加速了能源等高碳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另一种经济形态，整个经济社会正经历着向数字经济形态的转型。即使没有“双碳”压力，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高碳领域也会进入数字化转型，但过程可能相对缓慢。创新型减碳触发和加速了这些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这些领域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

总之，创新型减碳提供了与另外两种减碳类型很不相同的可能性，有机会启动和引领远超减碳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如果要做个区分的话，衰退型减碳和增效型减碳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防御型战略，而创新型减碳则是一种进取型战略。应对承认，在较长一个时期，我们对进取型战略已有认识和展望，但想法和做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防御型战略。挑战在于如何尽快地转向进取型战略。

二、创新型减碳缺少足够的市场激励

不同的战略趋向，体现在目标、政策，更实际的要看激励体系。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碳排放这样具有全球外部性的物品，不可能指望市场直接发生作用，首先要有政府的介入，由政府“制造”市场。

诺德豪斯、斯特恩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领军者都提出要给碳定价，具体办法有配额加交易和征收碳税，并期待碳排放权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不论是最早兴起的欧洲碳市场，还是近期开始运作且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碳排放权市场，实际运行状态似乎远不及预期。

除了诸多外部因素外，这些市场均存在结构性缺陷，如只有部分高排放行业和企业被纳入市场，与“应入者”范围差之甚远，这样不仅覆盖面不够，公平性问题也显而易见；配额初次分配基本上免费发放，实际付费只发生在 “调节余缺”环节；配额分配由历史法转为基准法是一个进步，但考虑到供给安全和稳定，配额发放规模难以降幅过大，在很多情况下，监管者很难区分供给安全是实际存在还是生产者的借口，如此等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碳排放权市场价格发现以及相关的调节供求、促进创新等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了。

更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已有的碳排放权市场看起来主要是为前面说过的防御型战略服务的。对进入碳排放权市场的生产者来说，重要的是提高碳生产率，是节能减排，通过节省下来的碳配额出售而获利。对市场的设计动机而言，也期待生产者通过创新采用新技术提供低碳或零碳产品。但现实情况是，原有生产者往往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缺少兴趣也缺少能力进行技术创新。那些颠覆性创新者大多数处在“圈子”之外。与此同时，为了防止高碳生产者通过购买碳汇放松自身节能减排压力，碳排放权市场对CCER类型的碳汇交易规模设立了交易规模比重限制，目前这个比重被限定在5%，是一个对整体市场结构难以产生大的影响的份额。这样，我们看到最有活力的创新性减碳很少能得到市场激励的眷顾。

三、进取型减碳战略的三支柱体系

中国的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可以从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经验有所借鉴。正确理解和处理增量和存量的关系，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新的增量初期个头小、影响弱，但活力强、成长空间大，逐步由配角转化为主角。比如，民营经济开始时是拾遗补缺，由于内生的活力、韧性和竞争力，逐步成长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五六七八九”作用的举足轻重的生力军。对外开放开始时也是“三来一补”，起步于沿海少数地区，以后带动中国成为全球性的贸易和投资大国。

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应该也必须走一条“增量优先、以新代旧、激励创新、市场驱动”的转型之路。按照有关研究，到2060年，中国的非化石能源由目前的不到20%增长到80%以上，从而实现能源结构转型。创新驱动的技术替代和成本下降，是转型加快的主要推力。作为存量的传统高碳能源的减碳空间具有累退性，越往后空间越小，难度加大，成本加快上升；作为增量的低碳或零碳新能源，随着技术改进、产量扩大，成本下降加快，部分产品绿色溢价由正变负。新能源替代老能源的减碳成本优势增大，进而加快新老能源比例的转换进度。

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所谓创新型“碳替减” ，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也可称为替代性减碳，也就是运用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与原有的高碳基准生产方式相比，所减少或抵消的碳排放量。例如，每千瓦时发电碳排放，燃煤为1000克，光伏为30克，风能为10克，如果由燃煤发电改为光伏或风能发电，则碳替减量为分别为970克或990克。

创新型“碳替减”在减碳的同时实现增长，把二者的冲突关系转化为协同关系。增量部分的碳替减可以减低全局碳排放强度，存量部分的碳替减则可降低全局碳排放总量，是实现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抓手。在继续重视增效型减碳的同时，应尽快把创新型“碳替减” 纳入碳减排的核算体系，统筹增量与存量、未来减碳与当下减碳、创新与安全，力争减碳与增长双赢。

各地应加快制定以碳排放“双控”为目标、减碳与增长双赢的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要点包括：增量中新技术替代与相应的碳替减；增量中的碳替减与存量高收益项目减碳额度对冲，在释放增长潜能的同时减低碳排放强度；存量中引入新技术替代，同时实现经济充分增长与碳排放总量和强度降低。通过规划带动新技术、新产业在增量和存量有序替代，增强产业竞争优势，推动增长潜能充分释放，引导经济社会积极平稳的绿色转型。同时应尽快转向进取型减碳战略，在稳住存量、保障能源供应稳定和安全的前提下，把重心转向更快地扩大增量，对能够增加产出、促进增长的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产品提供强有力的激励。这种激励并不限于少数措施，而应是相互依存三支柱体系。

第一个支柱：建立全方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创新型“碳替减”市场。这个市场应有强包容性，包括绿电等绿色能源产品，也包括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碳行业能够产生碳替减的产品，如绿氢炼钢等。还可包括森林碳汇和其他负碳技术产品。也可包括个人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权交易。按照个人碳排放平权的原则，在个人消费领域平均发放碳排放配额，部分消费水平较高者可以购买消费不足者转让的配额，也可直接购买碳替减量，以平衡个人碳账户。这样机构和个人都可成为市场参与者。

起步阶段地方可以向各自实际出发，建立“碳资产池”或“绿碳银行”，开展创新型“碳替减”的核算和交易。本地区内交易结果互认，属于“地区内部粮票”。碳替减指标出售者获得收入，购买者则可以抵消相应的减碳额度。交易不一定采取公开市场交易方式，如可采取交易者谈判、地方政府定价的方式。本地区政府对外则算总账，完成国家或上级政府下达的碳排放“双控”指标。如果运行有效，可以向外地交易者开放，逐步演变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市场乃至全国性市场，并可与国际相关市场机构合作。

第二个支柱：形成区域自主减排责任体系。增量优先的关键是扩大对技术创新产品的市场需求，而这一点又直接取决于减排责任体系的有效性。可借鉴国际上巴黎协议的原则，鼓励各个地方的主动性，提出既合乎本地实际、又有一定挑战性的减排目标，与下一步陆续出台的落实“双碳”1+N政策相配合，形成省、市、区县和开发区等层面的区域减排计划和可追溯的减排责任要求。

区域或企业完成减排任务，可以（1）自身直接减排，（2）生产创新型碳替减产品，（3）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创新型碳替减产品。这样减排责任体系就可以动员起持续的对绿色技术产品的需求，进而带动增量扩大、以新代旧的转型进程。

创新型碳替减市场与减排责任体系建立后，将会形成市场导向，促进减碳、增长、降本、提效协同推进的内在机制，实现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区域和企业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不必搞一刀切的减碳指标。减碳将成为基于专业化分工优势的事情，能者多减，通过交易实现区域总体碳减排目标。各地正在建设的低碳零碳园区和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创新型减碳收益，并不会因为先减排吃亏。高碳但有市场、高收益的企业一定时期内也不必限制生产甚至停工停产，可以拿出部分收益购买碳替减额度，平衡自身碳账户，给能增长的企业、产业和地区充分放开发展空间。

这样就可以为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过渡创造条件，在完成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指标的前提下，不再实行能耗“双控”，把节能指标调整为指导性、鼓励性指标。率先建立这套机制的地区，对低碳零碳产业更有吸引力，将形成招商引资的新风口，尤其是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优先发展包括绿色低碳高载能行业在内的新型绿色产业，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和经济增长新动能。

第三个支柱：加快碳核算、碳账户为重点的绿色微观基础制度建设。不论是推进创新型碳替减市场建设，还是完善减排责任体系，前提是有要一个合格的碳核算基础，而这恰恰是目前的一大短板。在碳核算的起步阶段，可以采取的从上而下的方法，先把基本情况摸清楚。同时要普遍建立碳账户，包括企业和其他机构的碳账户，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建立个人碳账户。在企业中推广ESG评估，率先在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中形成稳定规范的ESG评估的披露制度。把更多的融资活动纳入绿色金融轨道，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创新型碳替减的技术审核和认定等工作，应由市场组织者和专业化服务机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如同资本市场的证券公司，碳市场应由专业化服务机构提供上市服务。如出现漂绿等违规违法行动，应按照市场规则严惩，以市场规则和纪律保障碳汇产品质量。政府主管机构要有直接审批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市场监管者，指方向、划底线，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

促进绿色创新，既有技术创新，也有制度政策创新。绿色创新和转型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仍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鼓励地方、基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积极探索，找到有创意、可落地、能管用的政策和做法。转型意愿强、有利条件多的地区，可以先行先试，争取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向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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