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天才男友本雅明

从本雅明最后的回忆之作《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话》中我们知道，在作品中暴露自我对本雅明来说是一件困难和危险的事。“如果说我写的德文比我同辈的大多数作家都好的话，那么很大部分的功劳要归于我20年来对一个小小规则的洞察。它就是：永远不要使用‘我’这个字，除非在信件中。”使用第一人称是否会对德文产生不良影响，这一观点姑且存疑，但确实是他本人“孤独”性格的一个注脚。在朋友的印象中，本雅明身上“没有人与人之间通常意义上的亲近与温暖，他仿佛如死人一般讲话，为的是能清醒、平静地看待生者无法认识到的事物”。他也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对政局也鲜有公开议论。这一切都使他显得神秘，以至他多年的挚友阿多诺想象他是个“头戴高帽、手拿魔杖”的“魔术师”。

但“孤独”不等同于“孤僻”，在他愿意表达的时候是可以完全打开自我的。《本雅明书信集》的编撰者格肖姆·格哈德·肖勒姆在导言中说：“瓦尔特·本雅明自然而非凡的写信才能是他本性中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本雅明书信集》的中文译本包括附录厚达847页64万多字，涵括了本雅明与亲朋好友们长达25年的通信。

那个没有网络即时通讯，单靠长路迢迢书信来往的时代实在迷人，很多想法和观点难以阐述清楚，再长的书信也容不下思想与思念，但这也正是书信的魅力——收信者拿着书信反来复去地读，会读出越来越多的言外之意。后人则可以从信中看到本雅明从18岁生日至二战时面临绝境逃亡途中决定自杀的全部人生轨迹。而且，他在通信中谈到的，以及直接下他通信者中，许多人都是当时的著名作家、知名学者或意见领袖，在其中看到那些熟悉的历史人物（真的已成历史）的名字以特别的形式在本雅明信中出现时不由人不会心一笑。比如他与同学谈及自己对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康定斯基、卡夫卡等人的读后感；他见到了以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尤里西斯》出名的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店主西尔维娅·毕奇；他以唯一德国记者的身份采访刚去过苏联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第168封）等人。这本译著还非常贴心地在附录中标明了诸多收信者的身份，有助于读者查询并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以及在那种环境下他们的思考与行动，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他们的创始者。

最初通信频率最高的是在他与青少年时代的高中同学贝尔莫尔·赫伯特之间，两人既讨论思想学术也毫无顾忌地谈论生活琐事，在这些通信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怀揣《德国悲剧的起源》论文的天才思想家却无处寻一份生计而四处碰壁的狼狈。与如今的年轻博士生一样，离开学校后马上被打入活着的第一要务是求生的原形，与朋友通信中的他提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旅行、阅读、追女生、订婚、结婚，接下来是为人夫、为人父，但却在事业和生计上陷入极大困境，即便有朋友的相助也难以改观。他几乎每一次谋生都极为不顺，包括争取《追忆似水年华》法译德的工作。从他与另一位学生时代的亲密友人恩斯特·舍恩的通信中，读者知道后者找到了西南德意志广播服务的节目总监职位。于是，迟迟不能明确自己职业规划的本雅明就与舍恩协商着能否让他出任该电台刊物副刊的编辑。1925年初，他就在书信中提出，为广播业写稿，或许也算一种潜在的谋生手段。但他最终还是没能谈拢这份工作。据朋友说，获聘的主要障碍来自于本雅明不切实际的薪酬要求，也许出身于犹太巨富之家，成长于柏林的上等社区的本雅明觉得自己的薪资要求并无不妥？如《本雅明传》作者所说：“随着他的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无望，他对与他的成就相匹配的报酬所提出的要求，其强硬程度也成正比地增加。”大约在同时，他的《德意志悲剧的起源》基本定稿，可是到了 1925年春夏之际，他在学术界求得一席之地的全部努力还是悲惨地结束了。

《本雅明书信集》收入他与多年挚友特奥多·阿多诺的通信很少，但阿多诺为此集写下了导言。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过本雅明与阿多诺两人之间的通信集《友谊的辩证法》，厚达448页。阿多诺与本雅明1923年相识于法兰克福，阿多诺当时20岁，本雅明31岁。在本雅明生活于法兰克福时期，两人经常见面，至少一周一次。阿多诺记忆里的本雅明拥有无穷的思想力，他总是痴迷地听本雅明讲话。两人的友谊从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开始而保持终生。两人从1928年开始通信，信件来往一直持续到1940年本雅明在逃亡途中自杀。幸存下来的121封信件和明信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在这部《友谊的辩证法》里。这些书信见证了两位思想者和伟大作者彼此扶持、相互激发的非同寻常的友谊。作为年长者和导师，本雅明却是命途多舛、更需要帮助的那一个，他总是那么落魄、谦恭、含蓄和犹豫不决；思想成熟后的阿多诺则显得日益咄咄逼人。他提出判断，并参与本雅明的写作，也将本雅明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写作当中。因此，关于二人迥异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有赞颂，也有争议，汉娜·阿伦特尤其不赞同阿多诺将本雅明的思想简单纳入某一派别。阿多诺反唇相讥。可是，最接近真实的答案，也许就藏在所有的信件中。

瓦尔特·本雅明虽然在世仅48年，但其著述颇丰，思维超前，《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光晕（aura）”理论直至今天仍有启示性价值。《单行道》《历史哲学论纲》《第二帝国的巴黎》这些著作足以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可在当时，年华正好的本雅明，怀揣《德国悲剧的起源》这样的文学批评杰作寻求教职却被拒，还被委员会评价为“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在世时很多著作都未能如愿出版。他还有一个体量庞大的《拱廊计划》，虽然至死未能完成，但其构想已在朋友圈引起关注，假如这部鸿篇巨制能够完成……可惜，历史没有“假如”，他生前始终并未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可能正是作为隐喻家的本雅明对未来而不是对过去的描述。”作为作家，本雅明太理性了；作为理论家，他又太感性了。”本雅明渴望摆脱孤独，构建星丛式的友谊，但又害怕失去自我，努力在几个强势的朋友中艰难地维持平衡和稳定。在《莫斯科日记》中，本雅明靠出版社资助的路费去了莫斯科，看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前女友，拉脱维亚女导演阿斯娅。阿斯娅的情绪经常失控，并且因为本雅明买不起大衣送她而常常发脾气。与同期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前后脚的访苏之行相比，本雅明在莫斯科的生活颇为窘迫，同前女友的现任男友住在一起，两个人常常吵架，吃冷面包，坐漏风的公车去看免费的戏剧。通信集中唯一一封发自莫斯科的信（第159封）是写给朋友的妹妹朱拉·拉特的，较为直观地表达了他对那个环境的看法。

1932年，奔波无效心力交瘁的本雅明就已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驼背小人：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是他作品中少见的温柔明亮之笔，算是对这世界最后的告别。“1932年，身居国外的我开始明白，我即将和自己出生的那个城市作长久的，甚至是永久的告别。”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以后，本雅明的世界观、生活方式、星丛友谊都面临重大打击，死亡似乎成为他的必然选择。他是伴随着柏林这个现代大都市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和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一样，熟悉、喜爱甚至迷恋欧洲现代大都市生活。尽管1930年以后生活就日渐落魄，但本雅明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接受朋友们的建议，移民美国、耶路撒冷或北欧，而是继续晃荡在巴黎这个19世纪的都城，过着一种有点苟且而自由自在的“小资”生活。习惯了某种生活环境，一旦结束就会留下坑洞，人生很难在此填平再起高楼。1939年9月3日，英法对纳粹德国宣战，本雅明随即作为敌对外国人被关进收容所近2个月。这一事件终使本雅明下决心逃离欧洲大陆，移民美国，和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他成员会合。1940年6月，德军进逼巴黎，本雅明把绝大部分笔记手稿托付给巴黎的朋友，携带《论历史的概念》手稿等少量文稿南下，先到波尔多，后到马赛。在马赛，他遇到即将去美国的阿伦特，于是托阿伦特将手稿带给阿多诺。9月底，本雅明终于等到美国签证，将随身携带的资料留给妹妹后，和一行人出发翻越比利牛斯山，计划借道西班牙，从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去美国。不幸的是，西班牙边检官员突然变脸，不仅不同意一行人入境，还威胁把他们遣返交给亲纳粹的法国警察。这成为压垮本雅明的最后一根稻草，绝望之中，他服下早就准备好的吗啡，这其间在一张明信片上留了几行绝笔：“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已别无选择。在比利牛斯山下的这个小村庄，我人生地不熟，生命即将结束。我请求您，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阿多诺，告诉他我已身处绝境。我的时间不多了，没法给想写信的人一一写信了。”他去世后，汉娜·阿伦特叙述了此事的前前后后，痛心地指出这原是可避免的或说按概率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只要早一天，本雅明就能顺利地通过。只要晚一天，在马赛就能知道暂时不能取道西班牙。只是在那个特殊的一天，灾难才可能发生。”

本雅明之死让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们非常伤心。1942年，霍克海默、阿多诺主编《悼本雅明》油印本小册子加以纪念，内含5篇文献，第一篇就是本雅明的遗作《论历史的概念》。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他的朋友阿多诺、肖勒姆、布莱希特、阿伦特等声名显赫挚友的大力推动下，他们的天才男友本雅明才从历史混沌中浮现出来，找到了自己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特殊位置。阿多诺与妻子一道辛苦工作多年，于1955年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文集》，让本雅明在去世15年后第一次系统地回到德国思想界眼前，大放异彩，获得了其生前从未有过的思想家荣光。1966年，阿多诺又与肖勒姆共同编辑出版了2卷本《本雅明通信集》，本雅明的思想形象得以更饱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或许是德国人天性偏爱晦涩，以晦涩为美。汉娜·阿伦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全都晦涩得吓人。晦涩之风在德裔犹太裔中尤盛，看看康德、谢林、黑格尔、胡塞尔、本雅明、阿多诺、海德格尔……一个比一个难读，阿多诺的《音乐社会学》任谁去读都是一头雾水。在古典主义时代，思想探究已经达到语言的边界，当语言再也没法承受人的思想内容，而思想却不得不凭藉语言来保存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德语与汉语的间隔太深，德语作品对国内读者来说，接受困难是普遍共识，本雅明思想与作品的价值久久未能得到承认，其中也有他个人的原因。就阅读感受来说，他的一些作品与其说是学术论著，不如说是寓言式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无疑是天才之作。总体行文也浸润着本雅明的个人气质：敏感、细腻、孤独。作为一个“退居书斋的革命家”会让许多读者也犹豫不决，似懂非懂。虽说书信不同于专业论著，表达方面稍觉直白简易一些，但书中所涉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林林总总每一步都会让翻译者绞尽脑汁耗尽心血，800多页64万多字实在是一项浩大工程，作为同行我十分敬佩译者金晓宇孜孜以求砥砺前行的勇气与能量，考虑到他的个人境况，更是感觉非超人不能为之。

本雅明是孤独的，作为译者的晓宇也是孤独的，所有的译者，某种意义上都是孤独者，但正如本雅明在给朋友的信中（第29封）对此的解读：

雨不为自己落下，太阳不为自己发光，

你也是为别人创造的，而不是为你自己。

——安格卢斯·西尔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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