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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卢陶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实习生马榕麟 北京报道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2030年减少42%，到2035年减少57%，否则《巴黎协定》的1.5°C目标将在几年内化为泡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

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各国代表聚焦化石燃料转型和气候融资的多项议题，实现了从首次全球盘点、损失和损害基金、适应全球目标框架到加速向化石燃料转型的三倍可再生能源目标等多项谈判成果。

“全球的碳中和、碳减排是一项重要运动，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不断召开，全球气候议题在不断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共识的程度越来越高，参与气候行动的国家越来越多，主动承诺自主贡献的国家也在增加。”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与此同时，多位受访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展望1天后在阿塞拜疆巴库开幕的COP29，气候融资的议题备受瞩目，大会将就新集体量化资金目标（NCQG）进行谈判，“这是本届COP的最大看点。”

同时，COP29还将就《巴黎协定》第六条全球碳市场机制（Article 6）、损失损害基金和国家适应计划（NAPs）等议题持续讨论。

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使得COP28的召开与《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受到更热烈地关注。

回望COP28取得的最终谈判成果，在“加时”一天后，当地时间12月13日COP28的闭幕式上，COP28主席贾比尔敲定了最终决议“阿联酋共识”——198个缔约方最终就《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损失与损害、公正转型等多项议题达成一致。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教授王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起点。”

王灿向记者介绍，“阿联酋共识”给出了气候行动的量化标准，明确了要深入、快速和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呼吁各方贡献力量，采取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转型脱离化石燃料，在遵循科学的前提下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2030年之前，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翻三番，全球能源效率的年提高率翻一番。

刘锋也表示，“阿联酋共识”不仅总结了过去的成就和差距，还为进一步推进全球气候行动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它强调了公正转型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增加气候适应资金的需求，为未来气候行动注入了新的动力。通过这些共识，COP28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到了关键的承上启下作用，为各国指明了方向，并增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决心。

“阿联酋共识”如何做到承上启下？刘锋向记者表示，该共识承接了《巴黎协定》的内容，首次全球盘点评估了各国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的气候行动进展，明确了差距，并为未来气候行动提供了方向；也开启了未来气候行动的大门，该共识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鼓励各国提交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并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以支持未来的气候行动。

“总体来看，‘阿联酋共识’确实对全球气候行动起到了重要、积极的作用，但也同时要看到，我们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要的努力，相比目前还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各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王灿向记者表示。

全球盘点明确，为实现将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范围内，到2030年必须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较2019年水平削减43%。而根据前述的《2024年排放差距报告》，目前的气候政策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本世纪末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超过3℃，这一数字是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气温上升幅度目标的两倍多。

刘锋向记者指出，1.5度温控目标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根据最新的科学评估，全球目前的温升已经接近1.2℃，而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在稳定增加，这使得实现1.5度温控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我个人认为，1.5℃温控目标难以实现。”刘锋坦言，首先，气温的提升是地球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标志，而全球变暖并不只由于碳排放引起；其次，从金融角度来看，实现1.5℃温控目标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巨大且资金使用效率仍不高。

刘锋强调，资金的投入方式要进行完善和改善，“要用可持续的方法做可持续发展。”他进一步解释称，碳减排对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让实现气候目标所需要的资金使用效率提升，设立更多机制或做法来完善资金使用方式，也将成为COP29的方向和重点。

同时，政策实施也有较高难度，有效实施气候政策需要政府的坚定决心和有效执行。政策制定、监管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影响减排目标的实现。

“全球范围内的行为改变，如减少能源需求和消费模式转型，是实现温控目标的关键。然而，这些改变面临着社会文化上的限制，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来推动。”刘锋表示。

王灿也向记者表示，各国自主贡献需要不断地盘点，基于盘点的结果，各国需要修正、更新和强化各自的NDC，“当前，各国的NDC仍不够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这不表示以后的行动都锁定在现有的努力上。未来会根据需要，基于新一轮盘点，得出新的认识和发现，找到各国差距后，提升各国减排政策和目标的力度。”

王灿称，其次，基于气候行动推进后产生的技术进步，也会使得未来的减排有更经济可行的方案，“全球气候行动就是创造新技术的过程，我们对未来应该有相对乐观积极的判断。”

“阿联酋共识”提出，要加快CCUS作为减排和碳移除技术的推广。CCUS技术，即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是一项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技术。

“尽管存在争议，但其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中的潜在作用不容忽视。”受访专家同时表示。

刘锋坦言，国际环保组织对CCUS技术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作为化石燃料公司“漂绿”工具的可能性，以及技术成本高昂、运行效率低、商业模式不成熟等问题。一些观点认为，CCUS技术是化石燃料公司用来继续生产化石燃料的同时抵消二氧化碳排放的“骗局”，而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

尽管存在争议，但CCUS技术在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CCUS有望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为了实现净零排放，全球每年需要对CCUS技术投资1200亿至1500亿美元。这表明，尽管面临挑战，但CCUS技术在未来气候行动中的潜力和重要性不容忽视。”刘锋指出。

刘锋表示，截至2023年3月，全球CCUS工业示范项目中，碳捕集、输运、利用和封存能力超过10万tCO2/a的项目（或捕集能力达1000tCO2/年的DAC设施）共计573个，预计2030年全球的碳捕集能力将达到320.9MtCO2/a[50]，当前距离这一目标尚存在较大差距。全球计划中的CCUS项目为499个，占比87.09%，而实际运行和投建的项目数分别为47和23，仅占12.22%。

王灿也向记者表示，在全球净零碳排放的重大战略性的目标下，我们对技术应该抱有开放的态度，“因为我们需要一揽子的技术。很多技术都需要在不断地推进中成熟和完善，在现在的认识中也没有只依赖于某一项技术。”

要解决全球四五百亿吨这一量级的碳排放，CCUS技术肯定无法单独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王灿指出，“目前来看，CCUS技术相对不成熟，更多的担心在于使用成本过高。以目前的CCUS技术程度，能解决一二十亿吨的碳排放就已经到极限了，更大规模的碳都要靠能源转型等手段进行减排——CCUS的减排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被无限地放大。”

王灿最后表示，实际上，不只是CCUS技术，任何一项可能起到作用的碳中和转型技术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这需要在技术、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等层面，甚至社会认知、公众认可和人才支撑层面做一系列的加强，以解决该技术面临的不足和挑战。

“COP29确实有望确定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这一目标的设定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其NDC目标、应对减缓和适应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刘锋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1天后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COP29，主题为“携手共创绿色世界”。COP29将最终确认NCQG，这是调整气候资金贡献以匹配全球需求的关键机会。

王灿向记者表示，COP29最受期待的方向之一是探索全球落实气候行动的方式，“各国给出了各自的NDC，但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确实受限于减排能力、技术和资金的不足，很多国家需要这些支持，但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尽管发达国家有责任去落实）。”

刘锋进一步向记者解释称，发达国家曾于2009年的COP15上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但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资金回流、不透明、资金量不足以匹配需求等问题。各国正在沟通谈判的NCQG将敲定2025年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量与方式，相关决议预计将成为COP29的主要成果。

刘锋总结称，NCQG目标将在资金支持、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促进全球气候行动的一致性和雄心三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他表示，首先，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实现NDC目标，特别是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影响，以及应对损失和损害等关键领域。

其次，资金支持不仅包括直接的财政援助，还包括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最后，通过设定新的集体量化资金目标，COP29有望促进全球气候行动的一致性和雄心，推动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关于全球碳市场，COP29将致力于最终确定碳市场的相关规则，包括碳排放交易和碳信用体系的治理结构。”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副秘书长吴宏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建立国际碳交易市场一直备受关注，而即将到来的COP29终于有可能实现全球碳市场。《巴黎协定》的第六条为全球建立碳市场提供了框架，其中第6.2条为双边和多边碳交易提供了框架，6.4提出建立由联合国管理的国际碳交易机制，6.8涵盖非市场交易的减排成果转移。

吴宏杰向记者表示，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但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它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环境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博弈。解决这个政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用市场的手段，不然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地提供资金支持。”

他进一步解释称，设定较高的NDC，通过完善的碳市场进行资金转移，这样较好的低排放技术能有收益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减排，同时先减排的国家也能通过国际碳市场获利，增加技术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动力。

COP29还将围绕《巴黎协定》碳信用机制建设开展讨论，其中包括《巴黎协定》第六条第二款（即Article 6.2）下的国际可转让减缓成果（ITMOs）机制的细则，如国家授权、登记条款以及报告要求。

损失损害基金是第三大看点。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已有 23 个国家和地区承诺向损失损害基金提供共7.02亿美元的资金，但这相比于全球所需的资金量仍有差距。在 COP29 期间，主席国将与已经承诺出资的国家和地区一道，为落实资金到亟须的社区做准备。同时，如何落实损失与损害基金成为COP29的关键议题之一，将优先讨论基金的运作细节和资金分配问题，以及四个战略优先事项，分别是建立基于风险管理的协同融资框架（包括灾害风险减少和气候变化适应融资），适应资金投入机制的转型，建立自然生态系统的科技预警体系和加强基础设施的适应性。

COP29还将重点讨论国家适应计划（NAPs）。自上一次于2018年的 NAPs 评估之后，发展中国家在适应计划和实施上已经取得重要进展，COP29将评估NAPs过去几年的进展，同时突出NAPs从计划到实施的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和能力建设上的支持 。缩小适应资金的差距至关重要，捐赠国必须实现他们的承诺，与此同时，创新性的资金机制（包括私营部门投资）应当得到探索以便最脆弱国家能够更好地准备气候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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