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视域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意蕴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与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紧密相连的一种国际交往价值理念，具有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必将深刻改变全球各国相互交往的范式与格局。

　　当前，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释与传播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着传播环境阻滞、传播范围不广、国际认同态度分化等困境，尤其是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还存在说服力、针对性不强等不足。

　　阳明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众多的研究者与追随者，有着跨越语言、种族、阶层的魅力。以阳明心学为视域，阐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意蕴，有助于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和传播效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生动案例。

　　道德与良知：价值主体的平等性

　　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价值主体是价值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文化是一种高度关注主体道德修养的文化，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都有通过求“仁”集“义”、执“礼”致“知”达到境界升华、价值实现的可能。在阳明心学中，最鲜明的体现就是“满街都是圣人”。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有道德良知的种子，只要不断培育，这粒种子就可以开枝散叶，成圣成贤；其次，价值的主客体是相互成就的，你把别人看成是圣人，别人也自然把你看作是圣人，整个社会也就自然实现了圣人之治。

　　全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它的核心理念都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找到渊源。例如，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强调的是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德”；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强调的是不同国家之间交往的准则，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礼”；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强调的是国家与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发展目标，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民本”“善治”“道”等概念。

　　与注重主体修养的中国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在主客二元对立的认知关系中确立价值秩序，这种对象化的认知思维容易导致自我中心倾向。西方文化渊源是以希伯来、古希腊为代表的“两希传统”。希伯来《旧约》主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古希腊神话则处处留下了海洋商业文明孕育的战争、征服、同化等文明冲突理念，这都给西方所谓普世价值打下了文化烙印。普世观念最早来源于基督教思想，原意是将上帝的福音传遍世界。在普世主义者看来，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有高下优劣之分的。西方价值之外的其他文明都是落后的，信仰这些落后文明的国家与民族，需要被改造、被征服。

　　事实已经证明，普世价值这种由西方中心主义导致的价值主体高下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知行本是一体：价值标准的实践性

　　知与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中国文化自古就有重践履的传统，至宋明理学，更发展出与“本体论”相对应的“功夫论”。其中，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就特别强调道理伦理标准的实践性。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其特点在于将“知”与“行”作为一体两面，更加强调价值标准的实践性。从知的角度来说，有过实践的知才是真知，只知概念而未实践，“不足谓之知”；从行的角度来说，只要有观念的发动即属于行，“一念发动即是行”。他还认为，要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其主要途径是事上磨练，“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

　　概言之，中国文化的知行观决定了任何价值理念都是要落实在践履中的，判断一种价值理念先进与否，不能只看它怎么说，更重要是要看它怎么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国长期以来国际交往实践的凝练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这都很好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向世界作出了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

　　西方“普世价值”论是从抽象人性角度来展开的，认为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共同的需要，所以就有“普世价值”。这种以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前提的普世价值论，必然会在实践中，导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错位，知与行的背离。西方国家打着“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幌子，宣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成就，引诱非西方国家和人民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案例充分证明，普世价值已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工具与手段，是注定无法得到广泛认同的。

　　良知不假外求：价值动力的内生性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天人合一传统，将上天的道德律令与个体的道德追求合而为一。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明确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他认为，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自省意识。致良知就是不断地去除自己内心的贪念私心，扩充自己的至善本心，从而达到万物一体、成圣成贤的理想境界。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

　　王阳明这种致良知的思想，不仅对于个体的道德修养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也具有社会治理层面的深刻内涵。他认为，要达到大同社会的“圣人之治”，就只要不断引导民众去扩充自己的良知，从而建立起一个长幼有序、和谐有度的清明社会。

　　“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蛮貊，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王阳明这种“良知不假外求”其实是儒家德治思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落实，他将良知作为不同人群的共同价值，明晰了“内圣外王”由内而外、由个体而群体、由自治而共治的实现路径，具备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任南赣巡抚期间，王阳明创行十家牌法，推行《南赣乡约》，大办社学、兴建书院。以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来整合南赣乡民的文化心理和行为规范，为当地民众提供了一条化盗贼为圣贤的道路。

　　与“和而不同”的共同价值不同，西方推广的“普世价值”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唯我独尊”的终极价值理念。价值的推广必然伴随着制度的输出，其终极目标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此，普世主义者推行一种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以创造一个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为了实现目标，它们要求首先推翻“不民主、不自由”的当地制度，按照西方的模式来重新建立一套新制度，这与中国“道并行而不悖”的内外相生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与人类运共同体相匹配的一种价值体系。它追求的是一种共同价值，但这种共同价值实现的动力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在生发的。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导下，中国着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各国与各国人民应该共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同享受尊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到越来越多的响应。

　　无私即是天理：价值目标的统一性

　　在宋明理学的视域中，“天理”是一个带有本源、根本性的概念，在天为道、在物为理、在人为性。朱熹讲“性即理”，王阳明讲“心即理”，二者有所区别，但将“天理”作为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则与依据，则是一致的。中国文化强调克己去私，廓然大公而万物一体，这一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

　　王阳明认为，只要去除了私欲，那么人心便与天理相合，从心里生发出来的情感，便是道德终极法则的体现。只要去除私欲，人便能达到与万物一体、物我浑然的廓然大公的境界，从而实现天下大同。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里，“私”是指过度的不恰当的欲望，合理的正当的个人需求是应该得到保障的，这就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无私即是天理”就意味着，每个人把自己的欲望和诉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达到欲与理、私与公的平衡，也就是“中和”。置换成当前国际交往背景，我们可以将“私”理解成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将世界各国人民对于共同价值的追求理解为“天理”。无私即是天理，就意味着要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国家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统一起来，“致中和”就意味着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与此相反，西方的普世价值却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强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界限分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各私其私，天地间结成一大块私意”，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普世价值，其先天就蕴含着一种内在分裂的巨大张力。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私意，是无法得到其他文明体的民众内在拥护的，也就自然无法达到其“普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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