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刘同舫指出，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要准确把握贯穿这条新道路的几对重要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有赖于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主体力量的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发挥好党的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并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二是守正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又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以新的内涵焕发强大生机活力。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要遵循现代化建设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普遍规律，努力吸收借鉴一切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另一方面要立足和遵从现实国情的特殊需要，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中国内涵、中国气度、中国风范。四是全面性与协调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获取现代化发展整体效能的最大化的基础上，在把握平衡、综合施策中寻求现代化的最优结构。五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立足中国国情，着重应对和解决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面临的实际问题，其底色是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作为其重要价值取向，效用和意义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具有鲜明的世界历史意蕴。

摘编自《光明日报》

【蔡洁、张为付：三方发力推动服务业加快复苏】

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蔡洁，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认为，服务业受疫情的影响不容忽视。服务业行业发展具有聚集性、流动性、接触性、个性化特征，这些行业的特征决定其更易受到疫情的影响。为了防控疫情，各省市的疫情防控中心出台了多项措施，如非聚集的分散化、少流动的封闭化、不接触的个体化、标准式非个体化等，这有效阻断了疫情传播，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服务业的运行、发展造成影响。疫情当前，加快服务业复苏，政府、企业和市场要携手积极应对，共渡难关。政府层面一方面要稳定行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刺激行业的增长，通过宏观协调，提供更多有利政策来促进企业复苏。企业层面需要从减少成本和增加收益两个方面着手制定政策，尤其是要创新自救，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扩大网络销售或者服务渠道，互联网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方式提高效率。市场层面要尽可能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恢复经济活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可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增加服务内容，促进服务业复苏、保障市场稳定运行；通过完善保险市场，增加保险覆盖险种的多样化加快市场的修复，降低疫情的风险和冲击。

摘编自光明网

【张冠梓：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张冠梓表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基础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知识储备和学理支撑，应用研究可以为基础研究提供实践路径和检验标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互为印证。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符合学术研究自身规律，也体现了社会实践的要求。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首先要充分发挥智库在应用研究方面的优势，提升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能力，强化基础研究机构与各类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形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交叉合作机制，推动两类研究深度结合。其次，要充分利用各类科研项目，通过项目联结等方式，有目的地引导两类研究在相互结合中健康发展。最后，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优秀成果推介制度，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优秀研究成果真正评出来、推广开，对基础研究者和应用研究者进行公平激励。

摘编自《人民日报》

【张占斌：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表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要深刻理解，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要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考虑进来，既要不断增加经济收入，又要实现精神是富有的、生态环境是友好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强调先富帮后富、先富带后富，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价值风尚。同时，共同富裕既是奋斗的目标又是历史发展过程，要把握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要有系统观念，要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在准确把握共同富裕内涵基础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其次要构建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加强再分配的调节性职能、增强配套制度的保障性职能，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摘编自《学习时报》

【金书秦、林煜：有序推进农业碳减排与碳达峰】

金书秦、林煜指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碳排放源和碳汇系统，理应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农业碳排放有三个结构性特征：一是农业排放以“非二氧化碳”为主。二是碳排放来源从种植业、养殖业各占“半壁江山”逐步发展为种植、养殖、能源消耗“三分天下”。三是机械化带来的能源消耗成为农业碳达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针对这一现状，有序推进农业碳达峰需要做好以下工作：要充分认识到农业减碳面临的挑战，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可能带来更多排放，农业经营规模较小、过程复杂也致使农业碳排放核算困难，须将碳排放强度纳入“十四五”目标并使减排工作有据可查；持续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协同实现碳减排；加快构建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体系，探索进入碳交易市场；用好财政手段推广低碳农业技术，建立健全绿色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和农村金融制度，加大力度支持环境友好行为，为农业减排和固碳持续提供激励。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光明网记者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