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家族传承民族主义800年

虽然在法国贵族历史中没有记载，但戴高乐将军的祖父称，戴高乐家族源于一个古老的中世纪贵族家庭。到了15世纪，一位名叫梅西尔·戴高乐的家族成员曾带领人马在诺曼底地区抵抗英国军队，他麾下的部队被称为“戴高乐连”。16世纪时，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授予家族成员加斯帕尔·戴高乐骑士勋章，这枚荣誉勋章用来奖励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法国公民。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家族另一位祖先让·巴普蒂斯特·菲利普·戴高乐担任巴黎法院律师。其后，他到拿破仑大军的邮政部门任职，并升任高官，成为法国新贵族。他的儿子便是戴高乐将军的祖父朱利安·戴高乐。

1835年，朱利安与约瑟芬·马约缔结婚姻，这在当时是一桩有趣的婚事。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阶级观念，一个贵族家庭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结为姻亲；另一方面，这也是史学家和作家结为眷属。朱利安是研究巴黎历史的学者、中世纪文字专家。马约则是才华超群的女性作家，这在19世纪的法国极为罕见。至今，她的著作在法国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中占有8页。

这对文史学家夫妇育有三个儿子。长子夏尔继承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的传统，写了一部关于19世纪凯尔特人的著作，甚至梦想建立全世界的凯尔特人联盟。次子朱尔是杰出的昆虫学家，著有《法国膜翅目总目》，书中收进了五千种胡蜂和蜜蜂。老三亨利便是戴高乐将军的父亲，他选定了军人作为自己的职业。

1890年，戴高乐将军出生在这个军人家庭。他还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父亲沿袭家族传统，从小对几个孩子严格教育，耻辱与光荣、信念与宗教、国家与民族交替成为一家人餐桌上谈论的话题。与他的兄弟姐妹相比，小戴高乐更有独立意识，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抱负。家人们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所有的游戏，无论是智力游戏还是体力游戏，无论是玩锡兵大战还是捉迷藏，都是由他来组织和指挥。

基因中的民族主义

戴高乐曾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思想正统、视法兰西尊严高于一切的人。”1908年，戴高乐18岁，决定了自己的将来，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军官。1909年，戴高乐被法国圣希尔军校录取。3年后，戴高乐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评语是：“未来的优秀军官”。

1912年，戴高乐被派到著名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后参与一战，第一次经历了战火的洗礼。1916年3月法国对德国的战役，戴高乐受伤被俘，囚在了德国南部地区的战俘营。

当时被俘虏的法国人有40多万，很多人暗自庆幸能借此远离战争和硝烟，戴高乐却不愿听从命运的摆布，他全身心沉迷于“越狱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是“屡教不改的一根筋”。他特意在监狱里搞了许多讲座，有关于历史专题的、军事指挥的、德国文化的，但事实上，暗地里办了一所真正的“越狱学校”。他的儿子菲利普回忆，讨厌干手工活的戴高乐在狱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仿造钥匙，把军服染成老百姓衣服的颜色，伪造通行证，拆墙砖，锯栏杆。

有一次，戴高乐锯断了监狱窗户的铁条，用绳子滑出去，重新染了衣服颜色，粘了假胡须，换上德国平民的打扮，从容地跟哨兵们道了晚安，在他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戴高乐年老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会浮现出笑容，“我们不但获得了自由，还耍了敌人。”但不幸的是，有人看到他从窗户滑下去，戴高乐被告发，在火车里被捕。

这样的逃亡共有五次，但戴高乐也被抓回来五次。在监狱的两年零八个月，戴高乐没有一天放弃过逃出去的念头，直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战，才终于重获自由。之后，戴高乐作为志愿者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其后又回到法国，1937年擢升为上校。

1939年，希特勒按下战争按钮，毫无戒备的法军一触即溃，法国政府宣布停战。而戴高乐则唱起反调，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著名的6·18讲话：“我是戴高乐……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二战期间，戴高乐在对外关系中凡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都表现出“高大的强硬者形象”。他号召国土遭沦陷的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击纳粹德国的侵略，被称为著名的“自由法国”运动。1944年6月，盟军登陆诺曼底。8月，巴黎解放，戴高乐率领“自由法国”部队随同盟军向巴黎挺进，并以法国临时政府的名义接受德国军队投降书。

家族基因为戴高乐将军的一生定下了浓烈的民族主义基调。战后，戴高乐主政法国期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维护法国大国地位，反对美国霸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形成了“戴高乐主义”，成为现代法国的精神支柱。难怪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在宣布戴高乐死去的时候,这样叹息:“戴高乐死了,法国变成了寡妇。”

在法国人心中，戴高乐甚至戴高乐家族都是为法兰西而生的人。有两张照片让人感慨颇深。一张拍摄时间为二战期间某一年法国国庆节，法国民众围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悲哀中，照片上写着：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我们在等待你。另一张是被路人献满鲜花的坟墓，里面沉睡着戴高乐的母亲。戴高乐发表6·18讲话时，她激动地说道“他是我的儿子啊”，一个月以后便去世了。德军禁止在她的墓碑上刻名字，只是简单地在上面编了个号码。但整个战争期间，前往她墓地献花的人从未间断过。

戴高乐家族的老宅

今年年初，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法国科隆贝双教堂村，这里有一栋二层小楼，曾是戴高乐将军与夫人的居住场所之一。他们还为其取名为拉布瓦瑟里。

至今，拉布瓦瑟里仍归戴高乐家族所有。这座有14个房间的乡间别墅坐落在广阔的田野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走进盘满爬山虎的静谧二层小楼，每个房间的陈设仍旧保持着当年戴高乐时期的样子。屋子里没有奢华的装饰品，但陈列着众多各国友人赠送的珍贵礼品。房间的线条硬朗清晰，几乎见不到雕花、刺绣或画作，但仍能从柔软的地毯和保养得当的沙发上看出主人流露出的感情。

记者来到一个位于房屋拐角处的六边形房间，这是戴高乐当年的办公室，有明亮的大窗，向外望去，是一片平坦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一片法国典型的小灌木丛，蓝天上朵朵白云缓缓飘过窗口。据介绍，这是整栋房子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也是戴高乐的最爱，他可以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窗外凝望很久，不被人打扰地思考。

这栋小楼还承载着戴高乐将军与女儿的记忆。戴高乐的很多位家人都提起过，他对待工作有着高度的使命感，对家人的热情大多给了小女儿安娜·戴高乐。安娜患有唐氏综合症，先天智力障碍。每到假期，戴高乐将军夫妇带着安娜来此休养。直至1948年，20岁的安娜因患肺炎，在这里离世，死在了父亲的怀里。举办葬礼的时候，戴高乐说出了一句感人至深的话语：“现在，她和别人一样了。”

安娜去世前后，戴高乐发起法兰西人民联盟，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当选共和国总统。1969年，他辞去总统一职，带着夫人伊冯娜重新回到拉布瓦瑟里生活。1970年，戴高乐在这里去世，葬在了女儿安娜身边。

家族老人回忆与毛主席会面

除小女儿安娜，戴高乐将军夫妇还养育了两个孩子。大女儿伊丽莎白嫁给了戴高乐信赖的副官德布瓦西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是一名军人，言谈举止与父亲极为相似。1940年，19岁的菲利普入伍成为海军士兵，40年的军旅生涯里，他身经百战，直至1980年，在海军总监岗位上卸任，此后，又进入政界任职至2006年。

菲利普·戴高乐夫妇共养育了四个儿子，大儿子夏尔·戴高乐（与戴高乐将军重名）是一名商业律师，次子伊夫·戴高乐自国家行政学院毕业后，成为世界能源巨头法国苏伊士集团的秘书长。今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在巴黎参观戴高乐基金会，见到了戴高乐将军次子伊夫。记者也与他有一面之缘，伊夫个子特别高，身高一米九左右，言谈谦逊，全无顽固子弟做派。据说，戴高乐姓氏的人都遗传了家族的高个子，大都从事与家族一脉相承的工作，比如公务员、律师……

戴高乐将军的侄子贝尔纳·戴高乐年逾九旬，身体硬朗、精神矍铄。1964年，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时，贝尔纳受戴高乐任命来到北京，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法国见到了家族中这位九旬老人。谈起半世纪前与毛主席的见面，他仍旧非常激动，一边比划一边告诉记者：“当时《人民日报》上登了这么大一幅照片呢。”他说当年自己谨言慎行，“国家大事，不可乱来”。但最后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我能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戴高乐将军吗？”毛主席说：“这就是我让你来的原因。”

戴高乐家族中的这份中国情缘持续到了将军的第四代。贝尔纳的儿子海谧·戴高乐也来到中国发展，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上海办事处任职。海谧的儿子与一位北京女孩喜结良缘，还生下了一位中法混血的小戴高乐。

如今，戴高乐家族在法国分支不多，如果遇到叫戴高乐的法国人，多多少少能同戴高乐将军搭上亲戚关系。但他们为人低调，从不谋求特权，这一点迥异于其他政治世家或豪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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