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白吃2024年10月12日发布:卢昊：日本外交与“印太构想”——基于国际公共产品角度的评析

参考消息网12月27日报道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已经成为国际合作的关键议题。而战后以来，日本一直将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作为拓展战略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政策手段，欲充当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近年来，日本以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简称“FOIP”）的名义，积极推进“印太构想”。日本官方话语不断将“印太”与“国际公共产品”联系在一起，日益将“印太构想”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手段，对外彰显其公益性。尽管日本的政策转向存在一定的积极性，但总体上日本所构想与打造的“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仍存在诸多问题与缺陷，具有明显的自利性动机与战略性指向，“印太构想”距离真正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手段似乎仍相去甚远。

日本外交视野中的国际公共产品

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其概念最初产生于主权国家层面，后逐步外延至国际关系层面，从而衍生出“国际（跨国）公共产品”的概念。一般而言，国际公共产品意指由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单方（如霸权国）或多方共同（国际合作）提供，能使一定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各国及民众共享并从中受益的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关系是公益性与功利性的综合体。一方面，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意味着创造与分享国际公益；另一方面，国家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需是功利目的驱动的。尽管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在现实中呈现多样面目，其内涵的边界也因此日益模糊，但根据迄今国际上通行的理论观点，名实相符的国际公共产品应至少具备以下特征：一、超越一国范围的效应；二、福利性与共享性；三、稳定的体制性安排；四、协商合作的基本精神。

战后，日本对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探索晚于欧美，但也由来已久。日本的探究主要基于国际公共政策、国际合作论、全球治理论等学科视角展开。日本学者的理论在追随西方主流的前提下，有以下的侧重与特点：1、倾向于将国际公共产品解释为社会性制度、规范及观念；2、注重以霸权稳定论为前提研究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行为；3、较为关注围绕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收益成本问题；4、尝试探究功能性合作、制度性合作到观念性合作的发展可能性，即将具体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及一体化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在日本官方政策文件中，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大约正式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但在外交实践中，战后日本实际已经较深地融入了国际公共产品供需关系中。

战后日本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外交上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乃至战略指向，这与日本自战后以来所追求的外交乃至国家战略上的“主体性”即自主独立有着直接关系。在冷战特殊历史条件下，期望脱离战败国身份并重归国际社会、同时又处于美国支配之下的日本，将参与国际合作作为开拓国际战略空间、争取有限独立性的重要手段，并将其与“吉田路线”的经济中心主义相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化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内向转型形成共振，日本通过寻求“超越冷战时代”，重新界定新的身份与主体性。以“国际贡献”及“国际国家”为中心，对日本外交总方针进行调整，是日本国家大战略发展的要求。日本外交的传统三大支柱即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及“亚洲一员”，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注入国际公共产品因素而得到发展，包括将日美同盟定位为国际安全公共产品，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改革方面提供更多理念、政策公共产品，在亚太更主动引领区域合作，供应多种形式的区域公共产品等。

“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日本的构想与最新行动

日本规划与推进的“印太构想”，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战略色彩。与此同时，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缘概念”与“现实主义政治逻辑”的口号下，日本不断地将“印太”与“国际公共产品”这一概念建立关联，将秩序规则建构、区域合作、价值观维护等因素注入“印太构想”，试图彰显其支持国际合作，为有关各方，特别是印太地区的新兴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道义性、公益性色彩。目前，日本的“印太构想”对外已兼具地缘政治战略及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手段的“两副面孔”，且后者在当前日益得到有意识的、侧重性的强化。

日本宣扬打造“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在理念与政策话语上经历了从“高度抽象”到“相对具体”的过程。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后，特别是近两年以来，日本试图让自己对“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的抽象界定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并将这一界定的内容进行了拓展，从声称提供海洋安全与秩序，到进一步宣称为该区域提供“有利于各方利益的状态、规则及制度”，即广义的区域机制。在政策宣示上，日本加大了对“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这一理念的宣传力度。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及《开发合作（ODA）白皮书》均首次明确称，日本推进“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为了使该地区成为“不分国家而共享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日本外务省还在公开材料中系统阐述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

在加强宣传力度的同时，日本也在规划“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印太”的具体内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明确“印太构想”的目标手段及标准规则

根据日本政府的表述，“印太构想”由三大支柱即目标构成：1、普及与强化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价值观；2、追求经济繁荣；3、确保和平与安定。为实现以上三点，将采取三大基本手段：1、维护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2、改善提升地区内部的连接性；3、开展“能力构筑”与“人道主义支援（灾害救援）”。

二、鼓吹将“印太规则”上升为国际秩序基础

日本宣称“印太构想”高度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与世界发展潮流，力图使自己所主张的区域性规则标准上升到全球层面，“作为两洋交汇的印太地区秩序原则，应当成为21世纪世界秩序的政策基础”。为此，日本一方面更积极地在印太推进“双高”即“高质量基础设施”及“高标准贸易体制”的国际合作，作为国际通行经验推广；另一方面，投入更大力度实施“战略性宣传”。

三、凸显对印太地区连接性建设的重点支持

在此方面，日本将在印太主导建设连接性视为凸显自身公共产品贡献者身份的关键。为此，日本承诺向“高质量基础设施”国际合作追加投资，并推动ODA进一步向印太国家倾斜。除硬件设施外，日本还在软件领域建设方面做出更积极姿态，宣布进一步扩大对亚洲、非洲国家的人才培训项目。通过“战略性贸易外交”及由此建构的双边、多边贸易网络，试图提升区域内各国贸易机制及通关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四、宣称在印太继续提供所谓“安全公共产品”

日本声称要维护“基于法治、自由开放的”印太海洋秩序，与各国加强安全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此，日本一是寻求全面加深与印太“海洋民主国家”的防务合作，强化日本防卫力量在这一区域的存在感；二是重点推动针对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能力构建”，大力提供装备与技术援助；三是以非传统海洋安全议程为突破口，在防灾、紧急救援、海洋垃圾处理、反海盗、反走私及武器扩散等议题领域摸索合作。

五、展现“合作姿态”，试图拉拢更多合作者

2018年11月，“印太构想”取代“印太战略”成为日本官方提法。这一修正被外界认为旨在至少表面上降低竞争性，特别是针对中国的遏制性色彩。同时，日本在维持与美、印、澳即“钻石同盟”内部合作的前提下，重点寻求将非洲与南太平洋岛国打造为在印太开展合作的新增长点，并以“开放地区主义”为名，试图将作为“外部力量”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有意介入该地区的英、法彻底拉入日本“印太构想”的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参考消息网特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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