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叨三立2024年10月13日发布:远古部落文明原始从掌握农牧业和工具，开始探索，命运又怎么样？

农牧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最为重要的生产类革命。因为随着农业、牧业的产生，人类获得食物的方式开始由单一的由自然界采集转向改造自然，由自己组织生产；而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开始从迁游状态逐步转为长期定居。人类的经济生活实现了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的质的飞跃，是人类借助和发挥外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自然也深刻影响到其他各个相关方面的演化。

研究界通常认为，近东地区是世界最早的农业发源地。那么，到底是哪个人群发明了农业？近年，三个不同小组的古DNA研究成果从不同方面指向两个遗传差异较大的近东人群，认为是他们各自独立发明了农牧业，并把农业技术传播到亚欧大陆和非洲。

2016年8月25日，一篇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报告了科学家们对生活在距今1.4万年前至3400年前的亚美尼亚、土耳其、以色列、约旦和伊朗的古人类遗骸所做的古DNA基因组分析，第一次从基因的角度审视了农业革命时的人口结构。研究由哈佛大学医学院的David Reich团队和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的Ron Pinhasi团队完成。

研究人员发现，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西端黎凡特地区（大致范围是地中海东岸），向南部包括现在以色列和约旦的农业人群；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农业人群和生活在肥沃新月地带东端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伊朗高原西南边缘山地）的农业人群，这三地的原始农业人群基因差异很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业社会与各自附近的狩猎采集人群基因相似。研究者认为，这就为该地区的农业属于本土起源，而不是外部传入提供了新的证据。

大约1万1千年前，居住在肥沃新月地带的人类群落开始不再以狩猎和采集植物为生，过起了定居生活。这些最早的农民和牧民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等动物和小麦、大麦等植物。人类有了固定的定居点，文字和城市才成为可能，今天的文明才有了开端。

因为欧洲气候凉爽有利于DNA保存，迄今为止，大部分的古DNA采集于欧洲，研究也相对集中，呈现出一定的欧洲中心化的趋势，而西亚的炎热气候使得古DNA研究乏善可陈。为了克服DNA储存条件的劣势，科学家们利用了两种新技术。科学家分别在去年和年前发现，从颞骨岩部旁的一片小耳骨取得的样本可以产生近百倍于其他部位的DNA片段。另一项技术溶液内杂化可以富集DNA并过滤微生物DNA和没有信息的人类DNA，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成功。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黎凡特和扎格罗斯山脉的两个人群驯化的动植物也有所不同。扎格罗斯山脉的农民驯养山羊并种植二粒小麦，而黎凡特海岸的农民种植大麦和普通小麦。约9500年前，这些农牧业技术开始传遍中东。技术和人群都在如今土耳其东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相遇，他们长期的活动交往，相互学习交流用于打制石器的黑曜石，交流农业技术，也交流了他们自己的基因，人群开始融为一体。而农业技术则随着更多人更大范围的交流从这里传播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当然每个地方的环境和具体情况不同，这种技术的传播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是有得有失，有取有舍的相互学习过程。

对于最早的农业到底来自哪里？另一派学者则表达了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的著名考古学家欧弗·巴尔-约瑟夫认为，农业起源于黎凡特地区，就是古叙利亚一带，然后沿着肥沃新月地带传播到近东各地。他指出，黎凡特地区的农业遗址年代最久，早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其他遗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古DNA研究中心主任付巧妹博士是上述《自然》论文的唯一中国籍作者。她主要参与了实验设计和分析的工作。她认为：“在近东农业起源时，没有发生人口取代。农耕人群与周围的狩猎采集人群非常相似。农业技术是文化扩散，而非人群扩散。”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不同人群的迁徙方向。伊朗地区的原始农民迁入今俄国草原和南亚次大陆。黎凡特农民迁入非洲，土耳其农民迁入欧洲。

另一篇2016年8月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推出的期刊《科学报告》的论文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位女性牧民的全基因组。该论文表示其与土耳其农民的基因有较大差异。而去年7月29日发表在《科学报告》的一篇论文则分析了生活于扎格罗斯山脉的另外4个古人类个体样本。研究者们发现，这4个古人类是现今部分巴基斯坦人和阿富汗人的祖先，但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的农民基因相差甚远。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则新闻显示，《自然》杂志论文的共同资深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教授David Reich说：“我们发现今天亚欧大陆西部包括欧洲和近东相对同质的人群分布与几千年农业起源时大不相同。当时的人们彼此差异就像现在的欧洲人和东亚人那样大。”“到青铜时代时，近东的遗传多样性就和现在一样小了。”

而在中国大陆中石器时期的一些遗址发现中，湖南道县玉蟾洞，广西桂林的黄岩洞，广东英德的牛栏洞，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出土的考古物品，也已初步证实中国早期人类农业生产的确定性。

根据考古发现和留存部落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已经有较大跨度的进步。考证记载，大约公元前8000年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纳图夫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一些简单的挖掘和收割工具了。而挖掘棒或锄头一类的工具只是被用来犁地。他们也会使用一种类似于镰刀的农具收割野生或种植的谷物。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一种名叫ard的原始犁在近东地区开始被使用。这种重要的农业工具是由一种简单的带手柄的挖掘棒演化而来，人类最初使用这种原始的挖掘棒在土地上反复犁耙。这种原始的犁头相应地又演变成了埃及犁，把一个像牡鹿角或树枝的分叉的犁头固定在一个直杆上，这样就可以耕地了。

从各地考古研究可以认识到，农业和工具的发明并不是在单一人群完成的，存在着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契合。各地原始人类在农业发展和工具使用上的演进，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效率，保障了人类积累的提高，同时工具的长期使用也促使人类不断增加了对工具的依赖性，各类工具在替代人体原生功能，以及形成现代人类自然功能退减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者认为，从人体神经科学研究认知，长期习惯及行为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某些变化，那么原始工具的选择和演进是不是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人类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呢；同时工具使用时需要的合作状态和技术操作的能力大小，也带来了人类个体间差异的出现及扩大，漫长的日积月累必然也影响着部落内部规则的变化，就像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的区别一样；总之，随着农业技术的开始，人类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大，不仅仅来自于人体内在基因的差别，同样也影响着社会关系方面的个体差别。那么这些因素是不是也潜移默化中左右着人类发展的现实走向呢。人类创造工具，工具也反影响着人类，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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