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派2024年10月11日发布:学习时报刊文：找到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读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真正打开了国家的大门”

傅高义对邓小平推进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无论是构建“天下秩序”的古代中国，还是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近代中国，抑或是一度被迫“关闭中西交往大门”的新中国，积极有效参与全球事务的程度都比较有限，因此都不能算作一个完全开放的世界大国。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联系，积极学习其他国家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同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为了适应新的全球角色，努力进行着各种“接轨”，表现之一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傅高义写道：“以经济特区为起点，后来扩大到1984年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的很多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这体现了对外开放局面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深化。邓小平“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并且“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这种程度的开放是在他之前的领导者没有做到的。傅高义写道：正是因为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中国“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

傅高义认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及其同事找到的“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此途中，中国无论是“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是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主观与客观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时，中国很多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科技大大落后于外国，中国亟须向西方学习。整个体制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并且，大量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得到平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愿意继续“提供已有的技能和精力，为受过现代科技和行政管理教育的新生代提供有益的过渡”。此外，当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傅高义特别强调，即便当时具备这些有利条件，但“如果缺少一个强有力、能够将国家团结起来并为它提供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仍不足以让这个巨大而混乱的文明转变为现代国家”。邓小平正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具有“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在当时，除了邓小平之外没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因此，傅高义充分肯定关键历史人物的独特作用，他写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成功转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由邓小平这个领导者个人塑造的”。

在书中，傅高义把邓小平比喻成“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这与我国社会各界关于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的普遍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历程，不可能事先就有一张清晰、现成的蓝图，邓小平如同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在选拔团队、解决难题、制定目标等方面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的宏大工程，邓小平如同一位“设计师”先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步走”等概念命题和发展战略。无论是“总经理”还是“总设计师”，都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极其深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